◎一九六六年 十七歲 男 T市某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與家庭劃清界線——跑到邊塞也背著出身包袱——為了報復與「紅五類」女兒結婚——一切發生變化：調動工作、入黨、上大學——今天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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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對你說的，是在家裡不能說，對朋友不能說，哪怕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說，這就是內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強的痛苦，是一種沒法擺脫、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對你說，為了什麼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條我清楚，因為你說你會把地名姓名全部隱掉，我才肯說。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預感到這東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間，我上高中一二年級時候。我還是一個勁學習上認真，政治上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的學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發出一種什麼氣味使得班裡那些出身好的同學躲著我，不像耗子躲貓，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視我。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自然和班裡兩三個出身不好的人比較接近了，在一塊發洩過不滿。這樣，一九六六年就把我們幾個同學打成「黑幫」。我要說的不是這「黑幫」，不是訴苦，我不喜歡訴苦，我是說我的境況。
還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錯，忽然政府通知叫我們搬家。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膽小，搬走後據說那房子住進了高幹。這對我也有壓力，是種政治壓力，心理壓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個政治層次上。
「文革」一來，一切都明了。我家在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爺爺我爸爸都是幹銀行的，算出名的資本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最早抄家是我媽媽惹來的。當時銀行凍結資本家存款，不準取，說是剝削的錢，銀行門口把資本家的姓名都公佈了。我媽媽去取，銀行馬上通知紅衛兵，紅衛兵馬上就到，這就抄起來了。我得信兒不敢回去，跑去找一個要好的同學，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職員吧，可當時對他這樣出身是什麼態度也吃不準。他說：「你們鄰居都認識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們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遠遠看大字報都糊滿了，我母親被弄在門口批鬥，亂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燒的燒，冒著煙。我才十七歲，哪見過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邊整整溜躂一夜。也不知我媽媽和爺爺奶奶怎麼過來的。我的弟弟是個殘廢，我更掛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過來的。
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學去找紅衛兵，當時我就想，鬥我一頓罵我一頓我都認了。我得求他們叫我回家看看，家裡除去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個殘廢弟弟沒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長大，我教他怎麼寫字畫畫，怎麼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個紅衛兵還不錯，領我回家。從樓下到樓上全亂成一團。我只是順著樓梯過道往幾個屋裡看兩眼，屋裡都是紅衛兵，翻箱倒櫃不知找什麼，也沒看見媽媽爺爺奶奶他們。好些東西都破破爛爛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愛的東西是郵票，還有和一些蘇聯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勵和蘇聯聯繫嗎。這些珍藏的東西扔了一地，也絲毫不使我動心，這時只剩下一種求生的慾望，該不該吃東西都忘了。我向紅衛兵要求把弟弟領走。我表示離開這個家紅衛兵是贊成的，這是要和家庭劃清界限，是「革命行動」。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兒吧嘰的，准許我帶了走。我拿了兩床被子，帶弟弟住到學校去。臨走時還給了我五塊錢，一點糧票，是我要的。但他們給了我，我還是很感動的。我不知道這五塊錢能花多長時間，過去家裡很富裕，從來不知道錢的具體價值。
我和弟弟就拿這五塊錢生活一個多月。這期間學校不准我們住。可是我家是給「掃地出門」的。媽媽爸爸住到老爺家，實際上老爺家也查封了，媽媽就在老爺家過道上一小塊地方，拉個布簾，搭幾塊木板睡。我去看她時，她腦袋剃個陰陽頭，那樣子比她任何時候的樣子給我印象都深。我爺爺奶奶給轟到另一條街一間小屋裡住。紅衛兵叫我們搬到那兒去住。就為這五塊錢，家裡和我還鬧了誤會。為了我拿錢給弟弟買煎餅果子吃，沒給奶奶爺爺，他們在旁邊看著，後來他們把這事告訴我姑姑叔叔們了。當時這錢是紅衛兵給的，我確實不敢拿這錢給他們。我媽媽當時也沒經濟來源，我不知她是怎麼過來的。我承認我不敢沾這個家，我顧不上他們了。你想想，我才十七歲，忽然落到這地步，頭次見到這世面，誰知道該怎麼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這誤會到現在好像並沒完全消除。五塊錢花完了，就硬著頭皮再去找紅衛兵，還能要點回來，這錢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們分清，只能這樣。
處在這種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碼得維持生命，維持生存，維持我自己在社會上一個地位。我自己應該和別人享受同樣的。看到那些同學趾高氣揚，為什麼我不行，我比他們缺體力缺能力還是缺乏智力？就是因為我先天不足的這個出身。我恨我這個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壓著我，我不服，總想爭回這口氣。到一九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鄉，我說我們家實在沒經濟力量接濟我，就報名參加了。
我去邊疆，離國境線還有二十里地，好荒涼。一到那兒就覺得終於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組帶隊的，把我的出身說出去，還向大隊黨支部匯報了，大夥一下子全知道了。怎麼辦？拚命幹活吧，就這一條路。農村和別的地方不一樣，說到底還得幹活，幹活就有飯吃，能幹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們是在生存線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幹我就能幹，你能幹四分我幹八分，你能幹五分我幹十分。背著出身，咬著牙地幹，我要在農村立住腳跟。年底大夥都回家探親，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說我沒家。唯一分紅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給家裡去。只要大隊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們叫我去刷大標語，在牆上寫美術字，刮著西北風，內蒙的西北風比這裡厲害多了，我就穿件軍褂子，攥刷子的手凍得張不開，寫著「毛澤東思想萬歲」、「社會主義好」，心裡真不是滋味。連件棉衣也沒人借我保一保體溫。要在內蒙這塊大野地裡站住腳也這麼難？我這還不是訴苦，還是說我的處境。
要說農民還是認實在的東西。三年過去，調我去教書。跟著開始選調了。我知道自己怎麼回事，不爭，爭也沒用，我沒資格。頭兩批出身好的都選調走了，到第三批，我們小組除去女的，就是帶點殘廢的。我們那個組長呢，就是剛來時說我出身不好那個帶隊的，反倒沒選上，聽說他爸爸是個小業主，再加上點什麼事鬧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選調走了。到了這裡一個大城市的鐵路局，先到站上當搬運工。這就好多了，雖然累，可是沒熟人，誰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間，大夥一塊幹活吃飯睡覺，還挺熱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間沒距離那滋味吧。
可是一天，說要挖防空洞。叫大夥在站台上排好隊，然後說，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採石頭，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著要點名，出身不好的站出來。我想，壞了，要露餡了，臉「刷」一下子熱了，頭也抬不起來。結果頭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來，出身也就亮出來了，又完了。出身的陰影到哪兒都跟著我，看來這輩別存什麼幻想了。上山採石是先用火藥炸，再拿大鐵絲兜住石頭，使腕子粗的大扁擔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車廂裡去。我在農村鍛煉過，這活我都能幹。可是出身真比這石頭還重，我感到有點挑不動了。
過後叫我到鐵路中學去教書。我是老三屆高中生呵，教書綽綽有餘。到了中學，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開會時很少說話，我沒發言權，沒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犄角旮旯，因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這世界叫我活著就不錯了。但在能夠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還是盡量爭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時灰心喪氣，有時不服這命運，總想使別人看重我的價值，總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儘管在受盡屈辱的地位上做到這些很難很難。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這時有兩個女孩子對我挺好。一個比較外在，一個比較內在，她倆的關係也很好，好得簡直有點形影不離。
這個比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幹，健談、有頭腦，我同她說得來，越說我們關係越近。原來我們還是一個城市的。一次我問她家住在哪兒，她一說，嚇我一跳，萬沒想到她就住在我們最早被轟出來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個高幹，她就是那高幹的女兒，你說多麼巧，簡直有點戲劇性了。再問她，她還是個雙料的高幹家庭，父母都是相當高級別的幹部，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個紅衛兵，抄家的紅衛兵，還是個紅衛兵頭頭。我要命也不會想到和這樣一個紅五類交朋友，和一個女紅衛兵談戀愛，這倒是挺帶勁的。我動了心，我想我是沒有出頭之日了。人人都說我是狗崽子，但我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這個紅五類結合。如果結合了，看看到底是什麼結果。我想這肯定要遭到她家裡反對，可是愈反對，我愈要這樣做。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