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是現代社會發展太快，人們急於抓住一些實在的生活，也可能是時間迫近了世紀末，身邊的生活轉瞬也會成為歷史，懷舊便成為一種思潮，老照片、老影片、老圖片都成了搶手貨，於是去年的「上山下鄉三十週年紀念日」也掉入這個熱乎乎又糊里糊塗的懷舊的時尚中去。
一天出門散步，在街角的拐彎處嚇了一跳，迎面站著兩個紅衛兵，著一身綠色軍裝，頭戴軍帽，寬皮腰帶，紅袖章，一人手握一本語錄，雙目炯炯直逼著我，那神氣彷彿問我：「什麼出身？」定睛一看，他倆的目光不動，神情定格，原來兩個假人。靜下心再瞧，原是新開的一家飯店，店名「紅太陽」，據說店主是位知青，用些製造新奇，刺激消費是也；也算是一種「企業文化」吧。店裡邊桌上牆上全是「文革」遺物，還播放著連吼帶嚎的「革命樣板戲」，進入飯店如同進入那個喊殺叫打的火紅年代。而裡邊居然也坐得不少食客。據說有的是瞧新鮮看熱鬧，也時有三三兩兩當年的知青，如今時過境遷，人非昔時，在此感受昨天，可以重溫往事。我卻心裡不知這種往事的重溫是一種什麼滋味兒，是憶苦思甜還是百感交集？
我注意到了去年有些報刊為紀念上山下鄉而開設的專欄，有的出版社還印刷一些知青照片專集，配上回憶文章。這之中有一些深刻的反思，我看了不少篇，張抗抗所寫的幾篇尤有深度，她冷峻地剝開了那一個時代以及自己的內心，較之以往那些訴苦式的知青文學，她這樣赤裸精神的嚴峻反省、揮舞鞭子抽打式的自我拷問應該說是邁出一大步。但是，我也看到有些文章回首當年，不痛不癢地說些趣聞趣事，苦中作樂，阿Ｑ式地撫慰自己說什麼「青春無悔」，甚至於再唱一曲當年的豪情滿懷，真叫我出了一身冷汗。
回想那個時代，我過了知青年齡，已經工作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卻經常被上級革委會抽調出來，到這些知青家中去做純粹強迫式的「說服」工作。那是由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糧店、副食店等單位組織起來聯合圍攻知青家庭，主要對象是這些家庭主事的老父老母或爺爺奶奶們，經常是不捨晝夜，連戰幾天，又勸又逼，使足壓力，即所謂「熬鷹」的辦法。只要對方熬不住了，一點頭同意走，聯合現場辦公的各單位馬上辦理清退戶口的手續，便是「大功告成」。這種做法缺德之極。一次，我被調到火車站去維持秩序。那天夜裡十點，有一列車知青要被送到北大荒。送站的人們人山人海，我們的任務是互相挽著胳膊在月台上拉成一條防線，防止人們感情衝動時掉到車下。火車開動了，知青們在車窗裡面拚命哭叫，家人們在月台上潮水般地往前湧，我們就死命地阻擋他們。忽然，我覺得胳膊上劇疼，一看原來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婆婆滿臉是淚，使勁地咬我的胳膊，她的牙咬進我的皮肉，當然我還是沒有鬆開，我怕她掉到車下被輾死。但事後很長時間，我胳膊上留有這個牙印兒，同時心裡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很彆扭的感覺，當時不會也不敢對任何人說——我有一種罪過感。
知青運動是一代人的災難，是歷史的陰謀和愚弄。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而每個人都珍惜自己的人生，哪怕是坎坷的遭際與苦難的生活，人們還是會去懷念。懷舊是一種人生情感和情感需要，但是對上山下鄉運動這個尚未有徹底清算和了結的歷史，卻不能用懷舊去掩蓋。這個紀念日絕不是一個懷舊的日子，而仍是一個反思的日子和清算的日子。如果我們用一種人生的情感模糊了歷史的追究，那麼我們才真正是辜負了那一代人的苦難，如果「文革」沒有進入博物館而先進入了飯館，那才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