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當舉國沉浸在「文革」覆滅的極樂裡，一個老人獨自在整個民族被損害的心靈殘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斷以一篇篇沉重的懺悔錄，催動人們靈魂的自我修復。幾年過去，社會改弦更張，現代生活的聲光化電充滿魅力地傾蓋中國；貧困已久的中國人急於富裕起來，這樁未被深究、尚無答案的歷史上最慘重的「文革」悲劇卻被不知不覺淡卻了。這老人忽然仰起頭來，莊嚴地呼籲：
「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館！」
他便是巴金先生。
聽到這聲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個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著，外邊人們正在相互殘害，不知為什麼，夢裡忽然響起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我被這號召仁愛的神聖的音響驚醒，滿臉以及臉旁的地板上全是淚水。
我從巴金先生的呼籲裡，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響曲》這種對人類博大聖潔的愛心。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愛，比過去更重要的是未來。然而他比我們年輕一代更年輕地看到，中國要想真正的進步，必須永遠不丟掉「文革」這個歷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視它、反省它、唾棄它。
儘管「文革」被政治處死，它的幽靈猶存未泯。只要產生「文革」的土壤未被剷除，誰也無法保證「文革」永不再來。作為權力生命的「文革」已經消亡，但作為社會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舊頑強地活著；「文革」的影響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險就有多久，歷史的重複決不會採用同一形式。監視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現，只能依靠從中覺醒的人民。在歷史前進的進程中，覺醒和成熟的人民與之同步。
然而，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寫信給我，說他看過《一百個人的十年》後不相信是真的，他認為生活不可能發生這些事，純屬我的胡編亂造。他父親看了，卻告訴他：「『文革』就是這樣，甚至更殘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卻不敢置信，這場全民族的悲劇結束不過十年，有些情景還在惡夢裡常常出現，怎麼會成為年輕一代異國他鄉的奇聞？這樣會帶來什麼後果？
一代人經受的慘痛教訓，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財富。
歷史交給我們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這教訓變為財富的「文革」博物館。它將把「文革」用實物以歷史見證人的方式展示給世人。在這裡，一代代中國人將親眼目睹、身臨其境他們的父輩祖輩經歷過的一切，從而深信不疑。這赤誠又愚昧的時代畫面，真實又荒謬的「文革」文化，將把一個個關於社會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點的問題擺出來，迫使他們做出思考和解答，並喚起他們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義務和人格力量。這樣，他們才能不再像父輩祖輩那樣因盲目而盲從，因無知而無畏，因愚昧而重蹈災難的覆轍，以清明透徹的科學頭腦投入強我中華的現代化事業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進博物館，變成一塊文化化石，才能說我們永遠告別了那個時代。
出於同一想法，我為一批普通的「文革」經歷者立檔。我對「文革」的所謂高層「內幕」從無興趣，我關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靈歷程。因為只有人民的經歷才是時代的真正經歷。從文學的本質上說，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紀實，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紀實。我把這部書的寫作做為「文革」博物館的工作之一，儘管它艱鉅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燈、勞頓不堪之際，想到這每篇紀實都將送往遲早實現的「文革」博物館，頓覺激情陡增，伏案奮筆。我想，「文革」博物館一旦落成實現，將是我們民族一座偉大的博物館，它將把恨化為愛，把荒謬變為智慧，把一代人十年的不幸變為後世永恆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