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災難性地降臨二十年，也是它破產式地結束整整十年之際，我心裡沉甸甸生發出一個莊嚴的願望，要為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這感覺，猶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這部書的總體構想與創作本意寫成《前記》，刊載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在《十月》、《文匯月刊》、《小說家》等刊物上，發表了最初採寫的一批「文革」受難者內心的故事。儘管無以數計的讀者，用激勵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為他們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時，在發表後一段不愉快的日子裡，被輿論界微妙而難解地冷淡開。於是，有人勸告我，寫「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國人來寫。聽到這話，不禁一陣深切的悲哀。
儘管「傷痕文學」運動曾經勢如狂潮，但「文革」這個寫作禁區並未徹底衝垮。過後，無形的繩索又悄悄圍起這塊禁地。也許這不是繩索，是一種善意的憂慮。擔心如此便會加重人們背負的重石，向前舉步維艱；擔心痛苦多了便不會笑；或者直說了吧——擔心總去揭那瘡疤，會影響人們對現實的信心——這是深藏於某些人心中的一個荒謬無知的邏輯。由於這心理邏輯，以致在每一個粉碎「四人幫」週年紀念的日子裡，都故不作聲。
中國決心改革，但改革是從「文革」中逆向走出來的；是從「文革」的懸崖絕壁上扭轉身來，奔往人類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覺醒，並不能替代整個民族的徹底覺醒。至今牽絆改革雙足的，仍有許多是深遠地來自「文革」的結實的絲縷，不管是看得見的體制上的，還是看不見卻牢牢潛在人們意識裡的，而一切看得見的都存根於看不見的之中。我們民族也許苦難太久太深，總是避諱言之不吉；而放棄教訓的民族是沒希望的。人類前進所必須的力量，一半來自教訓。任何民族的奮發自強都需要兩種清醒：清醒地面對世界和清醒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未來也清醒地面對過去，中間不能隔裂；清醒必須全清楚，含糊就會全糊塗。以文學清算「文革」，不僅是歷史的需要，也是現實的需要。對「文革」——切身的體驗，切膚的痛苦，切心的焦慮，以及被這些深切的感受喚起的莊嚴的民族責任，只有在我們一代「文革」經歷者身上最強烈。用它推動社會進步和逼真如實寫在歷史上的，也只能是我們。有什麼理由硬把它封存起來，埋藏起來，留給後人或外國人當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蘭馬丹涅克納粹集中營遺址上徘徊。集中營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樣完好如初地保存著。那黑黝黝的崗樓、陰慘慘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電網和高聳遮天焚屍爐的煙囪，使我不寒而慄，彷彿置身於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時血腥的氣息裡。我注意到，那些來參觀的穿著漂亮的孩子們，個個瞪大天真的眼睛，驚訝地看著他們前輩們經歷過的實實在在的一切。不用說教，歷史在說話，焚屍爐燻黑的爐口和人體解剖台上暗紅的血跡都不會欺騙他們。當這些孩子們走出集中營，眼裡並無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聲不響，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歷史的悲劇也能昇華出一種神聖感，這情感強化人們對正義、善良、民主、和平與生命本身的愛和珍惜，對邪惡、專制、戰爭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喚醒每個人對人類未來命運都應具備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暖意十足的淡綠色的春光，灑在一座萬人墳墓巨大的拱形石蓋上。那堅硬的石面被利器鑿著一行字：
「我們的命運是你們的警鐘。」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對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這充滿作家良心的倡議裡包含著為子孫造福的渴望。但由於上述那些荒謬的誤解，它同樣被淡化，被擱置，被冷處理了。當上海作家趙麗宏發現年輕的一代對僅僅結束十年的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劇一無所知，我們難道還不應該敲響這警鐘嗎？只有叫後代人知道過去的一切，他們才會更透徹認識到現實的一切，不迷失於身邊紛雜的生活裡，知道做什麼和怎樣做，把個人的人生信念和人類生存的永恆真理相統一。為了這些想法，我把這部書，作為向遲早會實現的「『文革』博物館」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檔案。
原先，我設想用兩年時間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工作中我發現，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項文學工程。憑我個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個最富個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人物典型，用他們的心靈史，呈現這一無比深邃浩瀚的時代內容，何其艱難！況且有人經歷獨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學所必需的特有而生動的細節。
因此，我要擴大採訪量。用篩選的方式，不斷從一批批採訪者中比較出各類典型，同時以文學的眼光審視之，再一個個精選出來，才能使這一百個普通人的內心故事，對一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作出盡可能雄厚充實的包容。這樣，就必須從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時間。一個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極其有限，如果這書能如願地實現我的寫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滿足了。
一位讀者曾寫信譴責我：「你曾經信誓旦旦，要為我們一代人寫『心靈史』，為什麼有頭無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氣沒了？還是也做買賣去了？」
讀了這信，我點燃一支煙，一直抽得燒到手指頭，捉筆只給他寫了一句話：
「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