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殘冬一個颳風的夜晚，有人敲響我家的門板。對於我這種「被抄戶」，敲門聲總是帶來不祥。但這敲門聲音極輕極輕，原來是一個好朋友，他在郊區一所中學教授語文，「文革」以來整整半年了無音訊。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殘的對象。一說果然，他剛剛被放出牛棚。在半年來牛棚生涯中，由於平時摯愛的幾個弟子知道他有夢話的習慣，天天夜裡輪流坐在他身邊，等著他睡著一說夢話就記錄下來，轉天逼問他這些含糊不清的「黑話」的反動含意。為此，他從不敢睡覺，到害怕睡覺，再到奇蹟般地失去了睡覺的功能。他的身體和精神就整個垮了下來！此刻他站在我的面前，那感覺異常奇怪，他好像隻剩下一個乾枯的核兒。
那時，我和我愛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虧得到街道赤衛隊的「恩賜」，給了這幾平方米的小屋結婚成家。由於家庭成份問題，我們天天在「文革」槍筒的準星裡驚恐萬狀。
誰都知道，現實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別半年，相對無言，一個勁兒地抽煙——那是一種改名為「戰鬥」牌的劣質紙煙吧！滿屋冒著無聲的、辣眼的團團濃煙，直抽到看不清對方。但屋頂上那些老槐樹的枝椏在風中像巨獸磨牙一般嗄嗄作響。忽然他大聲對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這種災難？如果這樣下去幾十年，我們都死去了，誰還能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真正的經歷，那不是白白遭受了麼？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都寫下來？當然——沒人！決不會有人這麼幹的！這等於自取滅亡——」
在濃煙裡他瞪大眼，那雙和睡眠搏鬥了半年的眼珠，佈滿了可怕的血絲。他悲哀又絕望。
從那時，我開始悄悄地把身邊所熟知的人的故事與命運記錄下來。我知道這種文字是有殺頭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全換成外國的名字，時間換成上世紀，並署上外國作家的姓名，如托馬斯．曼，庫普林，紀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萬一被人瞧見，就說這是以前從一些外國小說抄下來的。再有就是全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片上，便於藏掖。每當寫就，隨即埋藏。或是磚底下，或是牆縫中，或是花盆裡，或是棉被間，或是一張張用漿糊黏好，外邊貼一張毛主席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我挖空心思來藏匿這些大逆不道、「反動透頂」之作，但對於藏東西的人來說，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隱蔽之處，愈覺得最容易被人發現。於是，我又把這些紙塊翻騰出來重新再藏。很長時間裡，我是邊寫，邊藏，邊找出來重新再藏。
一次運動中，我們被集中到一座體育場內參加公判大會。會場上人們被按照自己所屬的單位分開站成一排排，面對著一座臨時用木槓和木板搭成的長長的檯子，台上裝了麥克風與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來，總共二十二人，全戴著手銬腳鐐，在台上每走一步，腳下的鐵鐐聲便通過高音喇叭「嘩啦嘩啦」貫滿整個會場。所有人全都心驚膽戰。隨後判決人員宣佈每個人的罪狀。其中一個因為悄悄寫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記！那天判決最輕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槍決。這個寫「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我回到家，看著妻子，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很悲哀的情感。我設想著自己也會像那個寫反動文章而被判無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會永遠地形同守寡——這不是神經質的想像。災難的時代充滿災難的可能。於是我把那些紙塊盡量找出來，再將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濃縮到另外一些薄紙上，廢掉紙塊，把這些薄紙捲成卷兒，用油紙包好，拔下自行車的車鞍，塞到車管裡去。可是，我剛剛感到了一點安全，又開始擔心自行車丟掉。尤其那時期單位裡經常發動人們相互查找「敵情線索」，我總感覺會有人撲向自行車，從車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終於抵抗不住內心的恐懼，悄悄把車管裡的紙卷兒弄出來，先將這些文字強記在腦子裡，再燒掉，或在廁所裡用水沖掉。此後我便改變了寫作方式，一旦衝動便寫下來，再一遍遍背誦，把它記住，然後將寫的東西燒掉，不留下任何痕跡。我就這樣一直做到「文革」的終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禍不單行。房倒屋塌，一家人從瓦礫堆爬出來之後，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廢墟，因為我家的礫瓦牆縫之間肯定還遺留著不少紙塊，那時「文革」尚未結束，不能叫人發現。可是我又不能只埋頭在自己家的廢墟裡翻來翻去，那樣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就先去幫助左右鄰居。這樣幹到最後，我謝絕了鄰人的幫忙，一個人細心的清除那些爛磚碎瓦，居然還撿出來一包袱寫滿字的紙片。八十年代中期，當瑞典電視台得知此事，來拍攝這些做為那時代獨有的極特殊的寫作細節時，記者問我：
「你從這些紙片中感到了什麼？」
「責任。」我說。
儘管責任這兩個字被當今文學厭棄。或者嫌它過於沉重，把責任視為一種苦役；或者責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視為一種非文學或者僅僅是一種職能。但是我卻從這樣一條危難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弔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學的時代發現文學的真正價值，這就是拿著生命做抵押，絕對沒有功利地去為整整一個時代的人們建立心靈的檔案。歷史學者建立事件檔案，文學家建立心靈檔案。這是人類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義。其他各類，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從事文學，所作小說頗多，涉及廣闊，從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沒有放棄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為一代普通的中國人記載他們的心靈歷程。故而於一九八六年，開始進行這部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的口述實錄文學。由此至今，已近十載，收到要求被採訪者信件近四千封，採訪數百人；摘其所具獨特性且富於深刻者撰文成書。今年是「文革」破產二十週年，擇此吉日，終結此事。同時，又寫了這篇文章，道出緣起於三十年前那段決非輕鬆的往事，亦推開我心中一塊鬱結已久的塊壘。
寫罷擲筆，猶然感嘆不已。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