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瑞士）DietrichTschanz
時間：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方式：國際電話，後經馮驥才本人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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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我在一九八六年就注意到您這一文學工程並翻譯了在《十月》雜誌發表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前記》。去年為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開始搜集相關材料，在收集過程中我面臨不少問題，所以才冒昧與您聯繫，盼能得到幫助。我的論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將介紹您寫作這部作品的動機、原創思想、寫作與出版過程、以及所使用的手法，還有您這部作品與其他小說創作之間的思想和藝術的聯繫。第二部分將對您這部作品進行評價，因而就要弄清您這部作品究竟屬於文學還是歷史範疇？紀實文學的實質是什麼？它和當今流行的法制文學那種聳人聽聞的方式有哪些不同？還有相關的一切問題，希望得到您盡可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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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據我所知，您在開始進行這一文學工程時，曾在報紙上刊載了徵詢個人的「文革」經歷的啟事。這啟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能否告訴我您出於哪些想法而提出這些內容？還有，這一啟事是在哪些報紙登載的？您最初的採寫工作好像局限在天津範圍內，不久後便擴展到全國，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
答：這啟事最先登載在天津的《今晚報》上，後來經中國新聞社轉發，全國大小報紙爭相轉載。當時，「文革」過去不過十年，人們的創痛未癒，苦楚無告，自然反應熱烈。啟事的內容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我要為「文革」受難者記載他們心靈的歷程；二是我只採訪普通的老百姓，拒絕名人和有地位的人；三是我將在文章隱去他們的姓名及有關的具體的地名和人名，並保證不向外界洩露。我提出這樣的內容，主要因為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但歷史總是偏愛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總有人為他們訴冤道苦，樹碑立傳，所以我要面對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和忍氣吞聲的芸芸眾生。其次，是我偏重心靈的揭示。心靈的體驗才是最深刻的經歷。我是作家，必然更注重人的心靈承受。再有，便是要為那些被採訪者保密，因為「文革」時代雖然過去，人卻還在，恩怨未了，我必須保證被採訪者的安全。看來，我上面的這些想法非常切合實際，因而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從那時至今，單是來信要求與我談話的，大約有四千封。我家裡實在放不了這麼多信。絕大部分被我處理掉了。這樣做，也是為了我在「啟事」中關於嚴守秘密的承諾，因為有些信涉及的內容是根本不能寫的。
這一工作開始在天津。因為我住在天津，工作起來比較便利。很快擴展到外地。我在一開始構思這個文學工程時，就把視野放在全國，「文化大革命」覆蓋了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幾乎沒有一個人逃逸在它的災難之外。正像大海使海裡的一切都變成鹹的。我必須從全國範圍裡尋找最深刻、最具典型性、相互不重複的範例，才能真正表現這一空前災難的廣度與深度。
問：您如何進行採訪？在您的家還是被採訪者的家？採訪時有第三者在場嗎？對於您所獲得的資料，是否加以核實？還是您和被採訪者之間有一種相互信任的默契？
答：關於採訪的地點，都是請被採訪者選擇。比如他的話私秘性太強，在家中不方便，就到我家裡來，或者另選地方。在外地，便常常是在我下榻的旅店進行，因為這種採訪是一種絕對信賴和真誠的交談。被採訪者大多是急渴渴找到我，把我作為一個知心，將難以壓制的心裡話傾瀉出來。這樣，我和他，都不喜歡第三者。第三者在感覺上是種障礙，或者是一種破壞。只是我們兩個人，在採訪中便可以自然而然，全心投入，常常談得或喜或悲，一同激動。我不是為了寫作品從被採訪者身上謀取材料，我只是給一種神聖的責任驅動著，即為人民代言。
一般來講，採訪後，我不去做任何核實。核實便會暴露被採訪者。這些被採訪者都是千方百計主動來找我，帶著滿肚子的話，談話時淌著淚水，他們把一些對親人都隱瞞的私秘也向我吐露——真實是無須驗證的。再說，他們知道，這東西不是替他伸冤，上邊也沒有他們的真姓名，誰也不知道他是誰，即使那些被譴責的人也不可能發現是自己，有什麼必要說假話？我每次採訪之前，都要向被採訪者說明我為什麼寫這本書。我要對他們講，這本書不是為了我，也不僅僅是為了你們，而是為了一代受難的中國人；我要把這一切告訴後代，使他們永不重複我們的苦難。每當我講到這裡他們都很感動。我必須把我的責任變成他們的責任時，才能獲得那種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問：在採訪中您會問哪些問題？能談談您採訪的方式嗎？
答：我先請他敞開來隨便說。這最重要，如果把他們當做一種解答者，他們不但受到束縛，也會失去訴說的情緒。採訪是我走進被採訪者的世界，而不是被採訪者走進我的範圍。所以，我的問話方式是順著他們的情緒。一般要問以下幾方面問題，一，經歷和事件；二，被採訪者在事件中的真實感受；三，被採訪者現在回過頭去，對自己十年經歷的認識。我的問題大致如此。
關於採訪過程和方式，一般說來，如果有人找我，說他有話對我說。我要先與他簡單談談，聽聽他這要求的強烈程度，大致的內容，如果他一開始就叫我感動了，而且很獨特，那就會把他定為採訪的對象，約他再談。如果有人從外地寫信來要談，我便給他回一封信，問他談哪些東西，如果他回信的價值不大，我便不再找他；若相反，我會設法和他見面。我在採訪時，採取錄音與筆錄兼用的方式。筆錄記重點，錄音則錄全部，包括語氣與聲音感覺，這樣有助於文字整理時更接近被採訪者本人。我這部書，是被採訪者的主述史。真實高於一切，我不能叫「文革」在我的書裡「變形」，那樣這部書就會失去它真正的價值。
採訪之後，我都是緊跟著做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分為兩個程序，第一個程序是先戴上耳機聽錄音，將錄音最關鍵的內容記在紙上；第二個程序是以這個內容為根本，參照採訪時的筆錄，運用文學手段，進行寫作。第二個程序不一定馬上就做。
問：您對一個人的採訪通常是幾次？
答：一般是一次，時間差不多從半天到一天。有時需要第二天，或是由於內容太多，或是出於寫作考慮，比如細節不夠。
問：您能不能講一講《我到底有沒有罪？》的採訪情況？
答：哎喲！這實在是一次太殘酷的採訪。她先約我談，見面又拒絕和我談。她流下淚，哭出聲音。採訪是在她單位一間空屋裡，這是她自己挑選的地方。由於我自己也是一個「文革」的受難者，很懂得她的心情。我說今天先不談吧，或者以後再說。但她又非拉住我談不可。這種深切的靈魂的痛苦與折磨，至今打動著我。採訪後的第二天，她的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她血壓高躺在床上。她為此病了整整一個月。這就是她所說的「回憶一次等於脫層皮呀」。從這次以後，一位老婦人約我談話時，也是沒有談話就慟泣不已，我便堅持不對她採訪了。對於被採訪者，這種交談等於叫他們集中地、重新地經歷一次十年災難，真是太殘酷！此後，對於年老體弱者，我一律拒絕採訪了。
問：您在《一百個人的十年．日文版序》中說：「最使我感到為難的是，一些人口述他們的經歷時，那語氣與神情常常使我潸然淚下，可是由於口述者未能提供生動獨特的細節，落到文字就會空泛，而最終不得不割愛刪除。我必須擴大採訪量，用不斷篩選的方式從大量被採訪者中，找出一個具有代表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故事，同時加以文學的眼光審視而取之。這是一項文學工程。」您能否告訴我，您所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答：我大量的採訪是沒有選進來的。有的因為被採訪者不善於講述自己的經歷，缺乏表達力，只有強烈的情感，具體細節卻講不出來；有的因為內容相互雷同，只是受苦受難，深層的東西不多。在這部書裡我至少要選幾十個人的口述，涉及的人物要一、二百人。我把他們作為「文革」一代人的代表。按照十億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至少應該代表一千萬人，因此，相互就絕對不能雷同。有一篇雷同的，他的代表性就減少百分之一，書的份量與覆蓋性也減少百分之一。避免雷同，就需要三方面，即事件、人物和內涵全是獨特的。最關鍵是內涵的獨特與深刻。這便是我選擇故事的標準。
大災難都會對社會現象做出千奇百怪的創造。如果我只注意事件表面的離奇、殘酷和聳人聽聞，最多它只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失去了嚴肅的思考與啟迪價值。我最怕後人對前輩的苦難，抱著一種尋奇探秘的態度。然而，文學要立住，關鍵是還要看人物是否能立住。所以我非常注意採訪對象是否有獨立的思考、獨有的事件和獨自的經驗，還有——獨特的細節。沒有生動而獨特的細節，人物就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那麼這些採訪就會像一個人的日記一樣，沒有閱讀意義了。
問：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