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十九歲 女 B市某歌舞團演員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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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作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這是誰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準能活得沒有失誤，活得聰明而真實，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無從彌補，愈活愈沉重，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我多想重活呀，哎，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債，可以想辦法去償還，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那就註定無法挽回，一輩子帶著愧疚，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嘿，作家也沒轍了吧。有人說，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註定人是悲劇性的，你說對嗎？既然悲劇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認了；認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是吧……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東一鎯頭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八寶山那次？對，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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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賦，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裡知道他在抗日期間，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積極宣傳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爸爸他們千辛萬苦，轉移到昆明，常常半饑半飽站在舞台上為了喚醒民眾，保家衛國……在我的記憶裡，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被輪換地抱來抱去，他們教我唱歌。我像隻惹人疼愛的小貓兒。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愛我的人。我說他好，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信賴、喜愛、尊敬，這是一種直覺；我說他最愛我，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疼愛、鼓勵、信賴，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這也是一種直覺。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準。
你想想看，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我會怎麼反應？當然會堅決反對，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太簡單、太純潔、太天真了。我十三歲呀，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我們在院子裡上課學習戲劇的「起霸」和「趟馬功」，腿繃不直，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嚇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因為我天真可愛，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向外國首腦獻花。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毛主席接過花，還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興。」這拿俗話說：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我已經打扮好，後腦勺兒上紮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老師們都誇我漂亮，我興奮極了……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沉著臉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麼事。」我問，真是晴天霹靂。我對他下面的更沒有半點準備。
班主任老師問我：「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反革命，敵人，壞蛋，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我說，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
他對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是最愛你的。你應該聽老師的話，你爸爸原先不錯，可是他現在變了，在單位裡反對革命，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為什麼？因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你在電影裡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後來成了叛徒，大壞蛋。懂嗎？對，你懂了。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但他變了，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
我流著眼淚，信了，就這麼簡單，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沒見他。
如果是現在，我才不信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許多大人都信，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牽連，怕失寵，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應該說，開頭是絕沒有的。
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壁無瑕。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追我，還開槍打我，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
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居然連稱呼也沒寫，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
「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間來，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
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可是你想，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爸爸就是一聲不吭，頂牛頂了一年多，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直插心窩，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最喪盡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他在北大荒，當聽說我參加了《魚美人》舞劇演出，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人民畫報》，用放大鏡從畫報的《魚美人》的劇照找到了我。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屍體從床上抬走時，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紙邊都磨毛了，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媽媽還說，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得了肺炎，貧病交加，活活餓死，後來被用破蓆裹了裹，埋掉。我媽媽親自去北大荒領他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服，爛帽子，一個舊搪瓷水杯和洗臉盆，再有就是這本畫報，還有一個日記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記本上寫真實的感想，都是記事，天天的流水賬。但日記本中間卻寫了這麼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從《人民畫報》上找到了她，她更可愛了，我興奮地直哭！」這便是他留給我的遺言。
這遺言一行字，像一條鞭子，我重複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這年，我十五歲。我們分手兩年，一個情斷義絕，一個至愛情深，我沒給他再去過一封信，更談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己，在這兩年裡，我與他一直斷然不再有任何聯繫，難道只是因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結果？真的一點也沒有因為怕壓力、怕連累自己、怕不受組織信任與重視的私心？我不敢承認有，如果承認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責。但我可以告訴你，有……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天壓下來了。所有重大外事與政治活動實際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說我十四歲就可以破格入團，從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別的夥伴們去參加重要活動演出，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院裡溜躂，深深嘗到了政治歧視的厲害。原先對我特別好的那些老師，突然變一張臉，像川劇裡的變臉；他們想盡辦法迫使我去揭發爸爸，我能揭發什麼？那些老師因為在我身上搾不出可以使他們憑功請賞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擠我……
但這樣就應該拋棄爸爸嗎？
特別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世界一片暴風雪，冰天凍地，只有女兒是他唯一溫暖的依傍呀！
如果現在以我的死能換來爸爸的復活，我寧願馬上去死，但當時為什麼因為懼怕壓力就把他拋開？我恨「劃清界限」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把刀斬斷我們父女，而拿起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別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來個很大轉變。我轉向面對自己，不再是面對外部世界。
我開始不愛自己，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練業務。因為爸爸的一個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為優秀的舞蹈家，我要拚命地幹，幹得出色，做為補贖自己的罪過！
「文化大革命」到來之後，我的家整個完了，媽媽和弟弟妹妹被趕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我前邊講了，我已經不關心外部的事，這期間面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