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四十一歲 男 T市某出版社編輯
⊙十四歲的特務——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檔案裡的你都是滿身的污點——我是戴著鐐銬迎接新中國的成立——第二次掉進怪圈——糊里糊塗又被捲入漩渦
※※※
你要寫一個人的「文革」十年，我卻想講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認為我會離題千里，放心吧，不會！老弟，我的「文革」是從五十年前開始的。
你如果瞭解到我這整整半個世紀的坎坷，肯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文革」並非開始於一九六六。開始於一百年前嗎？也不對，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國進行了兩千年！
我講我的經歷，也講我的道理。
這道理我幾十年沒想通。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卻被當做反革命幾十年，反來覆去也沒離開「敵人」的圈兒，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風雷激」造反隊一群人吊打之後，關在H河邊一個「特」（即特務）字號單間房裡，這所樓原先是我們出版社的書庫，書早被當做「四舊」運到造紙廠化紙漿去了。空蕩蕩的小屋裡充滿舊紙、舊地板和舊磚的氣味兒，窗戶被封死，糊上報紙。H河柔軟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邊流著，夜間聽得更清晰，還有河中行船的劃槳聲。我不自覺想起遙遠的滹沱河邊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變得綠蔥蔥的茅草房。我在那河裡洗澡，在河邊長大，參加革命抗日時，今天從河這邊渡過河那邊，明天從河那邊游到河這邊，多少年呀……革命、革命、革命，敵人、敵人、敵人，我革命，這敵人卻是我。想著想著，很奇怪，我感覺被毆打後肉體的痛苦開始從皮肉中一點點消失，但不是散開，而是往裡走，全凝聚到心裡去……不知這是怎樣一個過程，我忽然一下子雲開霧散，明白了。有人說，大徹大悟是一種解脫。我說未必，不明白則已，明白之後反變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
我們村有兩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兩個家族打根兒上就鬥，勢不兩立。在我記憶裡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頭破血流，死去活來。我本家一個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時落成的殘廢。誰也說不清是從哪朝哪代結下的這冤讎。我還是穿開襠褲時就聽奶奶講，前清時候王家出了個舉人。那時村裡出個舉人像出條龍，不得了呵，土霸王！王舉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兩條胳膊橫舉著，一手拿根秫秸稈兒，只要我們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長這位置很關鍵，誰把住這位置誰就好壓對方，不叫對方出頭。但姓王的人多，勢力大，一直佔村長。敵偽時期保甲長是他們，後來八路軍來了，村幹部又大多都姓王。從這裡，你可以看到歷史怎樣成現實，要尋找「文革」的淵源，這便是最長最遠最深的一條根了。可是這道理我當時怎麼可能認識到？
我們村是老解放區，七七事變後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漲。我那時十四歲，上小學，對共產黨的感情別提多純真，可以說對共產黨的每一個字兒都深信不疑。呂正操的隊伍一來，我高興得天天夜裡睡不著覺。連八路軍戰士看我一眼都興奮得不得了。我愛看書，愛寫作文，能講話，學校叫我當兒童團長，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戶去給大人們講《民學課本》，宣傳抗日，宣傳共產黨，講得大人們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時根據地在搞戒煙戒酒運動。村村都出牆報反對抽煙喝酒，從幹部批評起。這牆報，就是現在說的大字報，「文革」中叫「四大」，其實早就有了。我們村長好煙好酒好玩錢，我就寫篇小品文，只幾句話，都是善意批評，你一聽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煙，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兩地喝，這算什麼事呢？」
寫得挺溫和也挺幼稚吧！別忘了我那時才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呀。這小品文沒等上牆，上學時丟在道兒上，叫村裡的治安員拾到。這治安員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長手裡。當時村裡就定我為「特務」。村長說他代表黨，反對村長就是反對共產黨，什麼人反對共產黨？國民黨特務唄，好！治安員提出要把我活埋了。這事傳到區裡。區裡有個炊事員是我們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區長說一個小孩子懂個屁，胡鬧唄，替我說人情，這活埋的事就由區裡出面制止了。但本村還是給我立個案，內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檔案材料開始第一篇就是「特嫌」。從這時候起，我便背上了跳進滹沱河也洗不清的歷史問題的罪名，熬度我災難不絕的多半生。
你會奇怪，他們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為這三兩句話，硬把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劃到敵人那邊去呢？原因很簡單，他們不能叫我這個李家人冒頭當兒童團長。這一來，我這個兒童團長就被撤掉。政治，在這個文化背景上就變味兒了。我本家有個伯父，七七事變前上過一年師範學校，有文化，總在村裡出頭露面。共產黨來了，他膽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幹部扣上一個「國民黨」。他輩分大，我們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務嫌疑，給壓得抬不起頭來。我哥哥為了擺脫這處境，娶了一個縣公安員的女兒做老婆，離村到別處去。我也待不住，初小畢業就離開老家到安平縣去上高小。本以為遠走高飛，脫開災禍，哪知道我竟是帶著一塊擦不掉的胎記——政治污點走的！
※※※
我在安平縣高小畢業後分配到一個村裡當教師。那時才十六歲，根本不知道有檔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樣緊跟著我。村裡的人都誇我工作得不錯，我的自我感覺也蠻好，就有了入黨的要求，決心一輩子跟共產黨幹革命了，我問村長，「咱村有支部嗎？」我想提出入黨申請。誰料他拿笑話跟我打岔說：「咱村沒有織布（『支部』的諧音）的！」開頭我以為他們把我看做小孩子，對我這要求推推擋擋，後來發現自己總被莫名其妙地調動，在這個村沒待多少天，又調到另一個村去。好像我有癆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離。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掃蕩，我們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隱蔽。縣裡惟獨不給我安排隱蔽的秘密據點，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這期間村頭的雪地上有人寫條反動標語，姓王的那些村幹部問也沒問過我，居然把這條反動標語又悄悄記在我的檔案上，「特嫌」就更沒跑了。這些事當時並不知道，只覺得革命這個門把我向外推，不准我進。我可還是一心革命，把自己當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敵佔區窩窩囊囊活著，不幹事，就決心投奔八路軍去當兵。幸虧五一大掃蕩最凶時，那些姓王的村幹部都隱蔽起來，推出我們一個李家人——就是在區裡當過炊事員、要活埋我時為我說過情的那人當村長。他給我寫封推薦信，我把這信縫在鞋幫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八路軍。日寇大掃蕩時我十次遇險，不是逃脫追捕，就是叫老百勝掩護起來。有一次被抓住，因為我一隻眼是斜眼，老百姓對日本兵說：「這個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騙過了敵人，才救了我。這時一找到八路軍真像找到親娘一樣，熱乎極了。
※※※
開頭我在冀中軍區八分區政治部當文書。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充滿了信任、關心和友愛。有一次我發高燒，同志們日夜輪流值班照看我，每—隻手都撫過我的額頭，無論是粗糙還是細膩的，我感覺到這手上帶著對我病情無言的探問，還有對我快快病癒的切盼。每隻手放在我額頭上時，我都立即流下淚來。我第一次嘗到革命的友情，真是勝過母愛！我好寫，常給《冀中導報》和《前線報》寫稿，小說、詩歌、劇本、人物專訪等等都寫。我不敢說寫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這期間我認識了孫犁、遠千里、王林，他們都把我當做工農作家重點培養。政治部還常把我作為戰地記者派到前線採訪，《前線報》上有時天天發表我寫的通訊，報上常見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氣了。心氣兒又高起來，提出入黨，政治部的首長們很高興。
其實，我又傻了。因為這時我的材料沒有轉到部隊上來。可我一提出入黨，政治部派人到村裡調查，反把我那些檔案材料勾來了。陰雲重新籠罩我的頭頂。不但我入黨的事沒人再提，那時部隊正在打泊鎮和青縣，戰地急需記者，也不再派我去採訪。一天政治部主任背著手到我房裡來，他說：「現在敵我鬥爭激烈，有些特務分子專門打進我們政治機關裡來。」我詫異地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呢？」當時他目光閃閃地注視我的臉，觀察我的反應，幸虧我還不知道他們懷疑我，這是對我的一種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懷疑，自己雖然不是特務表情也會不自然，那就非認定我是特務，把我抓起來不可。後來才知道，冀中和山東是康生反特運動的兩個試點，懷疑到誰馬上就抓。又幸好這位政治部主任是長征幹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搞AB團，他都經歷過，知道過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裝的，才不動聲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住了，一言一行都記在檔案裡。直到一九四九年軍法處審查我時，我才知道我這時的處境多麼危險。但這時憑直覺，已經感到信任從同志們的眼神裡消失了。我無法問，更無從申辯，也千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