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男 三十二歲 U市C縣某中學語文教師
⊙我天生有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祖祖輩輩留給我的兩個字——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菜單」——兩個弟弟被我連累死了——這《家訓》上依然沒有一句話能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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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悲劇性格，就是說性格決定我這個人必然走向悲劇，因為我天生有一種上當受騙的素質。更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騙了，還說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彆扭。我恨我的性格，卻又無法擺脫。為這個，我很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
小時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給她挑水。那時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個鉤兒、兩個環兒嗎？我挑起來，水桶底將將就就不蹭地面。兩桶水壓得我膀子生疼，走起來趔趔趄趄；我必須穿過鄰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搖搖晃晃走過那家時，他們大人就上來說：
「二兄弟真能幹，還抓時候給我們挑水，快接著，接著……。」
說著提過水桶，把水倒進他們缸裡。
我呢？傻站著。不好意思說：「我不是給你們挑的。」照我們地方的土話說，這叫面矮。可是，我心裡明白——他們使這法子佔我便宜。明白為什麼不說呢？這話多平凡、多普通，怎麼就說不出來呢？但我當時就是沒這種語言。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不恨他們，恨我自己。這就是那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吧！以後我在政治上吃虧，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這麼……這麼一種概念，一種語言，一份腦子？究竟缺什麼，我說不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上當，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說不清楚。
我們村頭停輛獨輪車，一邊架一個筐，賣甜瓜。圍了一些人買甜瓜吃，甜瓜五分錢一個，我交了五分錢一張票子，買一個，站一邊吃。正吃著，賣甜瓜的說：「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錢了嗎？」大概他沒記住我交錢了。
我說我交了。賣甜瓜的指指錢盒子裡的票子說：「哪張是你的。」
盒子裡都是五分錢的票子，我看一張像我交的，就指著這張說：「這一張。」
不料旁邊一個吃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覺得滿盒子的錢都一個樣兒，便隨便又指一張說：「這張。」
要命的是，另一個買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呀，中間還有個裂口，你這孩子咋瞎賴賬呢。」
這時我就把自己放在詐騙人的位置上了。賣瓜的、買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責我，我說不出話來，好像我真的騙瓜吃，臉燒得慌。
有個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說話了：「你這賣瓜的，咋不依不饒呢，誰家孩子不想吃個甜瓜？興許大人不給錢，吃個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說的！」
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詐騙」肯定得更結實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當時我只覺得委屈，倒沒想到名聲什麼的。過幾年，一個鄰居跟我母親吵架，罵道：「你們這家人，吃甜瓜都不給錢。」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著這惡名。我氣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聲聲「呵、呵」地叫，就是說不清楚。急得我一頭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時就完了。這便是我前頭說的，我小時候就有自殺的念頭。就為了這個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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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一件事。
秋天裡我背個筐從小河溝路過，看見水裡忽悠悠打渾兒，知道水裡有東西，便撂了筐，脫鞋下水一摸，是個螃蟹。小孩子治不住這傢伙，一逮它就一夾我。這會兒趕車的李大頭路過，我說：「有個磅蟹！」他說：「你別動，我來！」停了車，下水一抓就抓上來。他提著大活螃蟹笑呵呵說：「拿他下酒了！」上車就走了。
我當時什麼也沒想，也是沒這個概念，沒這種語言——「我發現的，應該是我的！」鄉下孩子就這麼簡單，眼裡沒壞人，可是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很生氣，這不是欺侮一個孩子嗎？我對李大頭有了認識……可是總覺得這裡邊還有更深的東西，是啥東西？我還是說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騙的，你要是騙了他，等他長大一旦明白過來，你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不見得是報復，而是你在他心裡毀滅了。這比你死了還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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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輩輩留給我靈魂裡的東西太多也太少。找來找去只有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幾乎把我的靈魂佔滿。它就是：忍和善。
什麼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邊一把刀。刀插你心上還不吭聲，就是忍。善呢？祖輩說善是人的天性。
後來我發現：忍字很頑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軟弱，有了變化，相反的東西從我身上冒出來了。我清楚地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時我十幾歲，跑到鎮上去玩。空場上搭個大戲台，像要唱戲。下邊賣炸豆腐的、串糖葫蘆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後來機關單位成群結隊地來，鬧個拉歌，這邊唱段《團結就是力量》，那邊就唱段《嘿啦啦啦》。鎮長一上台，氣氛就變了。他頭戴小氈帽，身穿小棉袍，講話像喊，一句一彎腰。我忽然瞧見一邊空地上埋著孤零零五根木樁子，旁邊的告我說，這是預備槍斃人時綁人用的。我馬上想到農村流傳的一本書——《玉曆寶鈔》上邊畫的小鬼綁人的木樁子，把人綁上，再把舌頭拉出來割掉——我心裡就特別恐怖。
不會兒，大馬車把罪犯運來。五花大綁，後背插著令箭形狀的大簽子，上頭用墨筆寫上名字，再用紅筆點個點兒，也許是畫條槓或打個十叉，看不清楚，只覺得血紅血紅的一塊，頭一次感到紅色恐怖，後來「文革」搞紅海洋叫我心裡打激靈，那感覺就是從這時候埋下的。當把這些罪犯拉下車時，個個大白臉，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臉比的。頓時嚇得滿場小孩子們亂跑，喊爹叫媽。也許這些犯人罪惡纍纍，該槍斃。可是我挺同情這些人，大概出於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個上台控訴的小夥子解下皮帶抽得他們個個滿臉鮮血時，我更覺得他們可憐。但隨著這小夥子一下下抽，全場響起一聲聲喊打，聲音愈來愈大，愈齊，愈鼓動人心。拳頭一齊向前揮，身子一齊向前傾，上千人都一個姿勢。我不知不覺也跟著揮拳喊打，打！打！打！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仇恨來了。一時熱血沸騰，義憤填膺。
後來反胡風時，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風；聽說胡風被抓起來，我又有點同情他。每次運動都這樣，只要大批判，恨勁就來，都是真情緒；只要一鬥人，又同情，總這麼反反覆覆，你說這是咋回事，我說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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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難說清楚。這原因太簡單，甚至太無聊。那時我上大學一年級。鳴放時，同學們揭發說有個工友人特別好，但後勤主任霸道，丟了東西說他偷的，一天這工友不見了，原來自殺了。學生鬧著要給這工友開追悼會。我首先表示同意，一個好人被逼死，為他伸冤唄！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這工友，他是我入學前一年自殺的，這是我的一種善性，或是一種見義勇為吧！但黨小組不同意，意見發生分歧。沒過些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工人階級說話了！》，開始反右。就為這事，把我弄成個右派。對，就這麼簡單，無聊。可是它成了我幾十年家破人亡的禍根、禍源。
我不想說當右派這二十多年肉體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麼。精神折磨遠比肉體折磨難受得多。比如說，我在校三年沒有玩笑。沒玩笑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你嘗過嗎？人特別需要玩笑，沒有玩笑，人的關係都處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隊買飯時，說說笑笑，插科打渾，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臉上的肌肉沉下來。有時我特別想奚落奚落別人，也特別想有別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沒人敢這麼對我，我也更不敢這麼對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個人失去自己權利，包括自尊心和尊嚴的表現，你能體會到嗎？你說這痛苦有多深！
沒人理我，我便愛上小說。小說裡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語地奚落這些人物全沒關係。那時的小說大多寫好人好事，現在看就很淺薄了，可當時看還挺振奮人心。一天晚自習，我看小說入了迷，完全忘記自己是右派了。支部書記來了，他有事要對同學們傳達，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滾出去！」聽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己是誰。我們幾個右派學生趕緊退出教室，嘰哩咕嚕的，那份狼狽，那份慌張，那種對人的傷害……說到對人的傷害，這是現在的認識。當時並不覺得，好像自己天經地義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張張滾出教室時，就像自己攆自己一樣。
在我們這些右派學生之間，開始處得還好，同命相憐吧！但人們總傷害這些人，漸漸我們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對自己也放鬆了。學習對對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說話罵罵咧咧，都不在乎。我們打掃廁所，人家進來拉完尿完揚長而去，你就得給人家弄屎弄尿，還拿自己當回事兒？我特別能理解犯人之間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