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二十歲 男 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
⊙「文革」初期的反動學生——《十六條》公佈那夜起義了——八．三一見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協會批鬥田漢——大串聯——擁軍派搶劫彈藥庫——工宣隊一人手托一個芒果進校——修教路線的典型——看了《紅都女皇》後完全消沉下來——「我做紅衛兵並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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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時候，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你去把咱悶在心裡的話衝他說說吧！我找你不是懺悔來的。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寫，我就敢說。當然，按你要求，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歷講起。經歷本身就是一切。這麼說行嗎？
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我先簡單把「文革」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因為這是基礎。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畢業生，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可當時到處都在宣傳侯雋、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跡，處在「文革」前高潮的預演，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我這個人歷來就聽黨的話是吧，因為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黨的話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親是個拉三輪的工人，我的母親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我的二姐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解放以前我這姐姐就賣給這裡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賣去之後我媽媽就去給他們當奶母啊。
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姐找回來了，我對黨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共產黨說什麼是什麼。可是，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當時我很小，但挺納悶兒，女老師挺好的嗎，怎麼成了右派了呢？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不能得罪他們，同時呢，也不應該得罪他們，他們就是黨呵。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她已經瘋啦。她姓嚴，教語文的老師。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留著短髮，就像電影裡「五．四」時候那樣子。我到她家，她抱著我就哭，她說她真想喊，現在看起來呢，她當時成為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靈裡埋下了兩個根子，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另一個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對黨，黨是永遠正確的，黨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後來上中學，就是一直聽黨的話，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了一九七○年大學「畢業」分配。歷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就是堅決服從黨的分配。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霉，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後，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上山下鄉。家裡當然反對嘍。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不樂意還得說樂意，特別贊成。我就到寶坻縣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市長歡送。到寶坻縣了，那兒正發大水，都是老百姓把我們背過去的。一去，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像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頭兩個月幹活，還有那種虔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幹來幹去覺得枯燥了。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因為下去之後給四十五斤糧食，十幾歲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光是棒子和麥子。後來麥子沒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說老實話，這點兒受不了。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綠化樹》，講的挨餓那段情況，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唉呀，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裡收了高粱回來……在寶坻縣收高粱，怎麼收啊，就是從水裡撈高粱。它這兩邊地呀，是溝，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裡走，那麼深，高粱從水裡冒出來二尺來高。怎麼收呢，兩個人拴根繩子，中間弄個桿，叫拉桿。一走，一拉，正好把高粱壓下去了，手裡拿個鐵片呢，叫把鐮，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難走哇。高粱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就有點像越南佈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裡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一推門，唉呀，幾個幹部正在屋裡喝酒，這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時正在看《奪印》嘛，就這時候。當時思想很簡單，階級鬥爭都是圖片式的。其實現在想起來又算什麼，那些幹部也挺累的，喝點酒唄。炒三兩個雞蛋，中間有個茶缸子，倒點白薯乾酒，七八個人來回這麼一輪，叫把拼鍋，拼盤的拼麼，就這個意思。可是當時一看他們幹部背著農民喝酒這個勁頭，馬上意識到這是壞事，下地時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可沒想到整個那村裡就兩姓，一是書記的姓，全姓孫；一是副書記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關係，沒幾天很快傳出來了……這天收高粱回來，那個書記就站在街上罵街，當天晚上連團支書，再加上婦女主任等等一塊歷數我的罪狀。這其中一個罪狀就是說，你為什麼不服從分配？幹活的時候你為什麼老搶著重活幹？重活你幹的了嗎？出了事你負得了責任嗎？這類的話，這一下我就在村裡待不住啦。這時候呢，四清工作隊就進村啦，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隊站在一邊啦。但是當時那個四清工作隊叫「粗四清」，也叫「粗線條四清」，搞了兩個月抬屁股就走啦。他們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簡直就受不了啦，書記叫我去拔麥子。寶坻縣那陣不講割麥子。他們為了把麥地弄乾淨了，再種第二茬莊稼時省事，拿手拔。這是懲罰呀，咱們根本就拔不了哇，連夜地拔呀，我就動搖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國務院對各專署哇有一個通知，特別招收歷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大學。公社找我說，保送我去，我說保送還考不考哇，公社說就考考語文和政治，我說我太願意走啦。後來我走的時候，村裡給我做的鑒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當中我們搜黑材料哇，在學校裡頭搜出來這個鑒定，上邊寫著我階級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勞呀，講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為什麼？是村裡那幫人用這法兒趕我走。現在想起來，大概我這人還有命上大學。因為一九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後一期舊大學。一九六五年是最後一撥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一九六五年九月進大學，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就開始「文革」，這還不到十個月哪。去了之後，學校對我這個「下鄉知識青年」挺感興趣，當了班裡的勞動委員。那個學校是新建的，什麼都是由幾個學校湊起來的，從師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說進了學校，首先就是學王傑。讀什麼書呢？現代文學只講了一個《白毛女》，後來講了一個關於大寨的報告文學；歷史還沒來得及講，就革命啦，就尖銳啦。再尖銳我不怕，主要覺得自己是出身好，沒辮子，不在乎唄。另外，我歷來就是聽共產黨的話是吧，聽黨的話就不怕。從來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麼「曲線思維」，靠條件反射就行。我好虔誠呀。真是認真地寫自己的日記呀。哪天哪個事做的對不對？學王傑天天問自己五十個「為什麼？」之類的，完全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寫日記，就惦著將來發表，沽名釣譽。
系裡卻有一些人總認為我不對頭，主要因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跟我談得來。而我們班有個苦大仇深的同學，那真是幾代貧農，可也真是蠻不講理……我在農村待那一年，特別感到在農村裡真正搗蛋的不是地主富農，是那些貧下中農。因為地主富農他根本就不敢搗蛋；不搗蛋還跟他沒完呢，他怎麼搗蛋哪！——所以我對這人印象非常不好。學校裡有個政治輔導員就找我談話，說你得注意什麼階級路線，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來往，啊。我說他們怎麼啦？你說，我這樣老頂撞他，他對我的印象能好嗎？再加上每天四點起來自己上樓唸書去，我就被他們暗地算個「白專人物」。我跟圖書館的關係特別好，為了跟圖書館搞好關係好借書呢，經常去圖書館掃地。圖書館有個管理員，是一九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傢伙學問特別深厚，他讀英文版的《毛選》。我對他特別崇拜，這也是一條問題。不過這問題要不是「文革」的話呢，還不明顯，這樣話就說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啦……
開始的時候，咱們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麼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們揭發系裡頭，揭發什麼呢？剛剛去了這麼幾個月，而且那個學校建校時間也特別淺，所以只好不貼大字報。不貼，又是不積極，是吧，黨讓貼大字報就貼。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之前，還只是貼了點這個沒什麼用的大字報，可是後來哪，系裡頭鬥爭就開始啦，再不幹真落後了。我記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後，我因為不知道什麼情況，只寫了一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