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 二十七歲 男 T市某小學教師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數」——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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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日子永遠記著。生日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日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日子等等。這日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個倒霉的日子。拿破崙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日，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日。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日。一九七○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一九九○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日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這天，註定我倒霉。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日子就像一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裡。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感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腰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一九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流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裡。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唸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露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根枴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賺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千、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色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精的精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春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字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性。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裡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數」。吾日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己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系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系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匯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色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子一照，也覺得挺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資產階級意識露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裡，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
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加上盡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再加上謹言慎行等於安全系數。
再用這安全系數加上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等於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唸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櫃子，把家藏的古人字畫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精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隻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裡去了，交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阜長的名畫全燒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裡，就這感覺。什麼安全系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系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他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己；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交待問題，大字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一九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弄明白後，我並不害怕。起因是一九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鬥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潮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恩負義，不不，忘恩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根，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弄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份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喘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日這個倒霉的日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喘過來，結婚整四十天，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一七一號。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一七一號。命中注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交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弄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弄。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挺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排排坐在上邊讀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