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五十歲 男 T市某設計院高級工程師
⊙三十九歲定為高級知識分子——四十歲打成「右派」趕到農場掏糞——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歲「文革」遣送農村老家——糊里糊塗當了十年地主——六十歲開始自己奔落實政策——六十四歲回到城裡一切全完——七十歲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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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說話愛絮叨，可別嫌我啊。嫌嗎，不嫌我就說了。我這一輩子呀，打哪說起呢？要說「文革」十年的事兒，還得說這前十年和後十年。加在一塊這是三十年。這三十年前因後果都是連在一起的。
四十歲打成「右派」，五十歲遣返老家，六十歲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歲離家外出求學，二十歲參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後，一直搞鐵路設計。一九五六年那年定為高級知識分子，算副教授，政府還發了證書。我懂得好幾門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包括施工、管理，加上當時年富力強，是我們設計院的技術骨幹。這可不是瞎吹牛，有好幾條鐵路幹線都是我主持設計施工的。那時幹勁可叫大呀，常常激動得自己夜裡合不上眼。
事情最早出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我才剛剛四十歲。有個黨支書對我說：「哎呀，你是咱單位有影響的人物呀，你要不帶頭鳴放，咱院的運動就搞不起來！」我想也是，放吧，寫了張大字報，這就壞事啦。那時我對黨沒什麼意見，真沒什麼好提的，心裡也知道不能亂說。可我對院裡一些工農幹部看不順眼。因為我在這單位幹的時間最長，算個元老，對很多人的來路都清楚，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進來幹什麼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幹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裡好幾個錯別字。我就把這些事寫在大字報裡。這下糟了呀，大鳴大放忽然一轉變成了「反右」，他們就批我「攻擊黨的人事政策」呀，還說我有反黨言論，說我說「章羅聯盟膽子大」，讚美「大右派」。我哪敢那麼講，只是私下和一個同事嘀咕說，「他們這樣反黨，膽子真夠大的。」被同事揭發出來，意思也變了。就這點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們總共五百個知識分子，一下子打了八十八個「右派」，佔百分之十七。當然後來全部平反了，都是錯案。我當時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說知識分子中「右派」只佔百分之一到三，怎麼五百個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對我的處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後從主任工程師降成普通工程師，工資由一百四十五塊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塊，這在我們「老右」中間算是頭等待遇。可是戴帽子總有壓力。我也沒什麼話講，心說只要好好幹兩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來愈重，只能愈來愈輕。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樣。愈往後愈嚴重。開頭搞工程還讓我去當隊長，後來只許搞設計，我也沒意見，只要讓我搞專業就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上邊又下個命令，說所有「右派」都不準做技術工作，一律做體力勞動。我就下去搞地質勘探，當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拚命幹呀，心說不掉層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幹體力，夜裡把我叫去開夜車幫忙搞設計，多累也幹，張家口那邊一千多公里鐵路設計就是我打了兩個多月夜班給拼出來的。這時還不算頂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總還摸得上自己的專業。
一九六三年院裡辦個農場，種菜為主。不是鬧自然災害，副食供應不上嗎，這麼搞，叫自給自足。我就被派到農場幹活。這下跟自己專業完全斷線了。當時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壞分子什麼的，反正全是壞人。最髒最累的活是掏糞，趕糞車到住宅區的化糞池去掏，再拉到農場。這些人中屬我力氣最大，身體棒，身高一米八幾，算得上一個赳赳武夫，不怕馬踢人。我主動要求「我去幹」。糞便在化糞池裡發酵後，有厚厚一層漿浮在上邊，下邊是湯。勺一杓，糞濺一臉一身。我動了腦筋，改造了糞勺，還拿鐵板做個流槽，裝在糞車上。這麼一搞效率提高一倍。農場裡的人都喜歡我，小青年還稱我師傅。這時聽說上邊有指示，給「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個半的指標。我搞不懂，這半個怎麼算呀，據說是按比例下來的，夠不上四個，所以是三個半。有人悄悄告訴我，我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時別提多高興了，幹活更起勁。可怎麼等也沒動靜。後來聽說，因為廬山會議，彭德懷一鬧，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階級鬥爭了。農場有人貼出大字報說，小青年們立場不堅定，界限不清，和「右派」們打成一團。從此沒人理我了。我真有點失望，本來以為好好表現就能摘帽子。帽子應當一天比一天輕，可事實怎麼一天比一天重呢！
轉年，科研單位搞「下樓出院」，設計室門一鎖，忽啦全到施工現場去，鬧得好緊張。我們一幫「老右」也去了。有許多活別人幹不了，還得找我。比方一個地質縱面圖，臨收工時只有三條線。上邊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動圖板，他們悄悄夜裡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個晚上，把二百多米橫斷面圖畫出來了。圖拿出去大家都叫好，二點五毫米寫一行仿宋字，細緻活啊。後來這圖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幹活，畫圖，還到伙房幫忙，洗碗、洗菜、掃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師傅沒起床，我們「老右」就拿桶把洗臉水放在他們門口。這些活都叫我們包了。大師傅說：「你們來了倒不錯，我們輕鬆了。」當時一位領導告我說，要考慮給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氣倒不是要騙我。可這回沒等我高興起來，「文革」就來了。唉，一看這勢頭，摘帽的事算沒指望了。
我們打施工現場到設計院，院裡「文革」已經鬧開鍋。成立了文革委員會，下邊有一幫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衛紅色政權敢死隊」，都是些年輕有勁的小夥子。在我們那個住宅區，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被抄、被專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進牛棚去，光自殺的就十幾個，跳河、跳樓、抹脖子的都有。開頭我沒被揪出來。一來呢，我一直老實改造，不惹他們注意；二來呢，有「兩廠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經驗，說我這種留職留薪的「右派」屬於原地改造，要區別對待，不遣送回鄉。我以為自己這樣一邊瞇著幹活，就沒事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個站場工程師燒大灶。五個灶眼，天又熱，光著膀子正幹得起勁哪，突然來了幾個「捍衛隊」的人，說：「把東西帶上，跟我們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沒敢吭聲，跟他們去了。
剛進門檻，就給他們一推說：「向毛主席請罪！」迎面牆上掛張毛主席像。我想，請罪就是鞠躬吧，連來了「三鞠躬」。一個小夥子上來「啪」給我一個耳光，說：「你連請罪也不會！」我趕忙再鞠兩個躬。還不行。後來才知道，請罪要鞠雙數的。三個五個都不行。我們「老右」向來不準參加批鬥會，這規矩哪裡懂，怎麼搞得清楚呢？這就關進了「牛棚」。
當天下午把我拉去批鬥，脖子上掛個牌子，寫著「老牌右派」。同台批鬥的還有三個「反革命分子」，其實主要鬥別人，我是陪鬥。我想我至多是個配角吧。可大會結束，忽然宣佈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這就來了，怎麼來得這麼快呀。
第二天，一個領導來叫我交待：「你家有什麼好東西？明天抄家。」我說：「沒什麼好東西呀！」他說：「凡是高級料子、高級服裝、高級餐具、金銀首飾、存款都抄。」我說：「別的要不要啊？」他說：「就要這幾樣。」這領導現在還在我們單位當保衛科長。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麼回事了。一輛卡車開來，見東西就往上搬，連破爛也往上搬。當晚我父親就嚇得上吊自殺了。
兩天後他們通知了我，我說：「好好的怎麼會死呢。」他們說：「畏罪自殺。」我聽了心裡有氣，說：「畏什麼罪呢？」他們說我頂撞了他們，說：「自絕於人民。」我沒話可說，向他們告假，要把我父親送到火葬場去。他們說：「你這傢伙不老實，還敢亂說亂動！」馬上鬥了我一大頓。鬥完讓我寫檢查，結果還是不准我給父親去送終。燒屍的時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沒拿回來。那個時候死人太多，火葬場燒不了呀，每人都買一個三塊錢的盒子放在屍體旁邊，盒子上拿粉筆寫個名字，三天後不來就沒有啦，也不給開收據。那麼多屍體，集體燒，燒的骨灰也不準是誰的，完事撮一點放進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認準是父親的骨灰，帶回老家埋在母親墳底下，心裡不就沒事了嗎？可我們全家都給遣送走了，沒人拿。到了一九七八年，我為落實政策的事回來，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場。接待我的是幾個小女孩，聽我一說呀，她們都很激動，幫我一通翻，最後還是沒找著。那時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們搞來一輛卡車，十來個戴紅箍的押我回家，叫什麼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親是在家上弔死的，嚇得我老婆孩子天天哭，一見我更哭了。我當時的心情就甭提了。沒過幾天，大卡車又來了。三個壯壯實實的人押著我們全家，我、我老婆和五個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離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幾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