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週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週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在這兩個紀念日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裡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洩的快樂，卻能感受到引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一九七六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緣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當然，我不是責怪無辜的人民。歌德在談起他的德國民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做為個人來說，個個可愛，做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恰恰相反，做為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弱點和缺陷，但做為整個中華民族卻是那麼可愛！
而「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然而，這樣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發揮起來，會煥發多麼宏大的創造力？這樣的希望不是已經從今天的現實中看到了嗎？因此，在終結「文革」的日子裡，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屍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雲翳的屬於明天的太陽來。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
寫於《五．一六通知》發表三十週年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