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結過三次婚，有過三位岳母。
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肅武威人。武威古稱涼州，我們都叫它涼州。邊陲絕塞，歷來兵家必爭。兩千多年間屢毀屢建，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依然荒蕪小城。風沙兵燹抹去了建築物上的一切華飾，只留下不同層次的灰黃和黑褐兩種顏色，望中一派蒼涼沉鬱，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麼時候，基督教傳進了這個地方。五四運動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瑤圃醫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歲，抗戰中從河北淪陷區逃難至此。逃難途中，前妻死於日軍的空襲，留下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不到兩歲，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兩個女孩之後，他當隨軍醫生走了，一去無消息。
為養活七個孩子，岳母學會了各種生計。裁衣服、做鞋子、補鍋補碗、磨刀磨剪、盤爐盤灶……許多男人的行當，她都幹得麻利漂亮。還擺過地攤，賣自製的工藝品，兼代寫書信。直到文革前夕，她們家箱子底下，還有一些那時候做了沒賣掉的背袋、馬褡、繡荷包之類。在厚實的、佈滿線疙瘩的灰黃色土布上以白麻線縫成的圖案，粗獷古樸。配以黑、棕兩色，沉靜裡略帶憂鬱，使人想起那個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親生的兩個孩子中大的一個。不記得小時候吃過什麼苦，也不記得受到過什麼特殊的照顧。她說那時候，哥哥姊姊們都上學，晚上回來，媽媽幫他們溫課，完了還教背一段《聖經》。每餐飯前，八個人圍桌而坐，一齊低頭低聲祈禱，感謝上帝的恩賜，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兩個，從未穿過新衣，都是穿哥哥姊姊們穿剩的衣服。從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歡歡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醫生回來了。受過重傷，成了跛子。到人民醫院當門診大夫，拿國家的工資，由國家調配。十年間武威、蘭州、隴西、張掖、平涼、慶陽都幹過。幾度妙手回春，逐漸聲譽鵲起，成了河西一帶的名醫。但工資依然低微，難以養活十一口之家（回來後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維持溫飽，並讓老大老二到蘭州上了大學。隨著李醫生的調動，全家也跟著搬來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關塞蕭條，道路艱難。她一次又一次地，帶著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滾滾黃塵裡上下汽車火車牛車馬車。
五八年出酒泉，過玉門，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來。敦煌和涼州同樣古老，秦時明月漢時關。但是更加邊遠，平沙莽莽黃入天。初到的那幾年，正碰上全國饑荒，那裡更慘。她帶著孩子們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剝榆皮。回來仔細加工，摻和在配給的糧食裡，照樣地正式開飯。開飯前照樣地全家圍桌默禱，感謝上帝的恩賜。那時，茨林的小弟弟、小學生李武生問道，咱們找來的，咋說是上帝給的？她回答說，上帝不給你力量，你怎麼找？上帝不給你野菜，你到哪裡去找？
後來（六二年）李醫生當了敦煌醫院的院長，大些的孩子們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開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學，成績都優秀。為了他們的前途，父母親都早已不再管他們的信仰。聽任學校裡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去指導他們的思想。開飯前的祈禱，也早已經取消。但岳母仍然堅持，全家要低頭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著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診。她爸看病時，她獨自亂闖，好奇地在無數陰暗的洞子裡穿來穿去，不知道害怕。我憑藉著鏡子的反光，在一個洞子裡畫壁畫，天天面壁，都快變成達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第一次到他們家去，對她的母親——我未來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樣很涼州。出門繫一條棕色頭巾，結法也很涼州。說普通話，略帶涼州腔。長圓臉，剪髮頭，古銅色皮膚，手大腳大。雖只四十五歲，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臉上深深的皺紋刻劃著往日的風霜。目光沉靜安詳，動作從容，質樸裡透著優雅。她很少說話，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結婚時，李醫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長了，但還是醫生。兩個月後，文革爆發，我被揪鬥抄家，茨林帶著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風，發現她父親正被重新算賬，歷史反革命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掛黑牌，戴高帽，牽著遊街，被打得死去活來。十幾歲的李武生被捕入獄，判刑十年。這批人剛抄了家，那批人又來了。一直折騰到六七年秋天李醫生被押送農村，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家裡才沒人來了。
家中少了兩個人，但是多了一個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兒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時期，家裡人來人往，革命群眾紅衛兵亂翻亂砸鬼叫狼號。混亂中嶽母一直抱著初生的嬰兒，輕輕撫拍，不斷耳語，不讓受到驚嚇。孩子在她懷裡，一直都很安靜。岳母沉靜的目光、鎮定的語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說，嚇人勁兒的時候，只要看看她媽的眼睛，她就不那麼害怕了。那種處變不驚、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學，但是學不到。
人潮過後，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無著，沒人上門。鄰居同學遇見，躲著走不罵一聲狗崽子的，就該算是好人了。岳母帶著茨林姊妹三個，清理劫後，檢點殘餘，該洗的洗，該修補的修補，該放在哪裡的放在哪裡，一掃狼藉。窗格子拼湊復原，糊上了新的白紙。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請假進城來看望她們的時候，屋裡窗明幾淨，又有了生活的氣息。吃飯前，大家仍然低頭默坐片刻，無聲地，感謝上帝的保護，為受苦的親人祈禱。
姊妹三個，都失學在家。岳母叫她們別急，說別人上學，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聯去了，好老師都打倒了，還學什麼學？她每天教三姊妹學做鞋，學裁剪，學編毛衣，學炒菜做飯補鍋補碗各種家務。還為了織毛毯，打造了一個木架子。但是生活無著，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親人們現在都怎麼樣了，再忙也蓋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幾次看到，三姊妹中的這個或者那個發呆。岳母說她們被慣壞了，經不起摔打。要不是她們離不開她，她就要到農村照顧岳父去了。她說，他爸一輩子治病救人，就是幹不來個農業活。六十多歲了，又瘸著一條腿，沒人做個飯洗個衣服，怎麼能行？
不久，黨中央搞下放知識青年的運動。不知道有沒有政策精神，實際上反革命家屬首當其衝。三姊妹都被送到了農村。茨林帶著高林，到了沙漠邊緣東方紅公社的向陽大隊。兩個妹妹到了躍進公社的延安大隊。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裡。她主動向「下放辦」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紅旗公社李醫生所在的長征大隊。那時街道里弄村莊，都是這一類名字，現在回想起來，幾乎分不清哪裡是哪裡了。只知道她那一帶，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個物產豐富的縣，郭家堡也算是縣裡比較富裕的地區。社員的勞動工分，屬於全縣最高標準。從敦煌到玉門的公路（據說原先就是陽關古道）打那裡通過。長征大隊離公路不是很遠，交通也可謂方便。隊裡給了李醫生兩間土屋，門窗炕灶齊全。不會幹農業活，就安排他放牛。隊裡有十幾頭牛，他每天趕到野外放牧，早出晚歸。風吹日曬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禱告。
不料有一天，一頭老黃牛跌斷一條腿。大隊支部看成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第二天收工以後，開了個全大隊的鬥爭會，把他吊在籃球架上批判，打擊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的氣焰。受傷的牛，大隊宰了分了，沒他的份兒。但要他賠一頭牛，賠牛的錢，從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總之他繼續放牛，除了口糧再沒工分。
我岳母去後，為掙一份工分，和隊裡的勞動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飯之餘，自製土坯，改盤了爐灶，增建了雜物間，養了一群雞，一頭豬。哪個雞豬有病，自己針灸治療。屋前屋後，都種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議的，是一點一點地，挖出了一口井，從此用水不必跑遠。還挖出了一個地窖，可以把蔬菜儲存在裡面過冬。她常說，完了要到茨林那裡和茨恩那裡，都住些日子，也幫收拾一下。她常說，她們被慣壞了，二十多歲了還嫩生得很，怕她們吃不來這個苦。
茨林帶著高林，到那個沙漠邊緣的小村，沒能堅持下來，竟然一病不起。我從酒泉趕到時，她剛剛停止呼吸。岳母已幾天幾夜沒睡，告訴我遺體尚溫，要我摸一摸。我剛摸過，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幾乎不許我的手離開。聲音裡帶著哀求，眼睛裡固有的沉著冷靜全沒了，有的只是絕望和驚恐。我也絕望，我也驚恐。這時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擔的。岳母所承受的，不會因為我也承受而減輕。反之，我也一樣。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全部，為了曾經有過的愛。
入殮時，她把茨林生前較好一點的衣服鞋襪全都放進了棺材。但細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