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十年代初，我甫出深淵，很少朋友。特別是與名流大家，更距離遙遠。帶著底層的傲慢，孤狼一般遊蕩。
《論美》出版以後，《讀書》雜誌的董秀玉大姊建議我寄一本給王元化先生。給了我一個上海他家裡的地址。說，「王元化先生，很好的。」
回信長達六頁，批評極其中肯。指出了許多具體錯誤，某個概念不明確，某個提法不周延，甚至錯字別字，「應屬手民誤植」。沒有應酬性的讚美，但很鼓勵我的探索。還問及身世，有一種對命運的關切。我很感動，也很敬佩，從此開始通信。
那時言路乍開，容易出轟動效應。人們習慣於用假套話交往，已經太久。說一句簡單的真話，就成了深刻思想。擺一個平凡的事實，就成了重大發現。並且這是犯上，好像也算得上勇敢。又碰上美學熱，書賣得可以。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熱，是不成熟的社會的特徵，當不得思想價值的量度。讀之深自警省。
在西單牆和民間報刊被取締以後，官方媒體上依然熱鬧。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爭論、生產目的和黨史禁區的爭論，還有其他一些爭論，都是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那麼多社科院、中宣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首都高校的大人物出來表態，我覺得像黨內鬥爭。先生提醒我，別小看了黨內鬥爭。有時候，我們都只能寄希望於黨內鬥爭，讀之深受啟發。
先生治古代文論，學貫中西。其文其書，土厚水深。作為那個方面的權威專家，他同時也有一份公民的責任感。關心國事，致力反「左」。筆下有雷聲，發聾振聵。（自毛「反右」以來，「左」「右」截然兩分，概念顛倒模糊。但其引申義已被普遍接受，吾從眾。）是周揚那個導致全國「清污」運動的報告的三個起草人之一。後又親自撰文，「為五四精神一辯」，凌厲磅礴。
以為人如其文，也凌厲磅礴。後來接觸多了，才知他性格寬和，為人厚道。他曾被打成「胡風分子」二十多年，吃盡苦頭。有一次偶然談起舒蕪（因「揭發」「胡風集團」而被眾人辱罵）。先生說，人言可畏，舒蕪其實是被人利用。個中委屈詳情，非當事人不能盡知。輿論對他的懲罰，超過了他所應得，實際上很不公平。
馮友蘭先生逝世，我收到宗璞女士一信，說她父親生前囑咐，墓碑要我書寫。我生也晚，無緣見一代宗師。唯讀其書，高山仰止。聽說他文革中支持毛、江，文革後成眾矢之的。不明就裡，打電話問元化先生。先生說亂世做人很難，馮友蘭更不容易。設身處地，其情可恕。許多人（說了幾個名字）都是那樣，現在仍被尊敬。一邊廂積毀銷骨眾口鑠金，一邊廂開口大師閉口文豪，也很不公平。
公眾輿論，往往人云亦云。個人身在其中，須得特別警醒。我恭敬書寫了墓碑，和墓碑反面的「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十字，從此成了宗璞大姊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教授共同的朋友。時至今日，二位每有新著，必惠贈。文章觀海波瀾闊，學問遊山泉脈多，受益匪淺。
且喜燕南園裡，三松依舊龍蟠。
先生對我的教益，諸如此類還多。不止學問，也包括做人，我為人（據朋友們說）心胸狹仄脾氣暴躁，言行乖戾不近人情。在先生的幫助下，起碼許多事情，處理得比較得體。
先生是國務院學術委員，頂尖名流。也做過宣傳部長，周旋官場。沒有沾染上那兩個圈子裡的腐朽習氣，已屬難能可貴。如此對待後進，更令人肅然起敬。
他不光是對我如此，對別的青年也是一樣。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說。即使作者是邊遠省份籍籍無名的小人物，也總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勵幫助。陝西師範大學青年教師尤西林，甚至得到一幀他的親筆書法：「健筆凌雲」。
四個字元氣淋漓，
此四字，後生小子尤西林當之無愧。
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誰肯說？
【二】
第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那年我在成都，去了一趟北京。為北師大的文藝美學博士研究生羅剛、劉曉波的畢業論文進行答辯。先生是答辯委員會主任。成員除我和他們的導師童慶炳、張紫晨外，還有北大的謝冕、人大的蔣培坤等。一般來說，委員會五六個人夠了，通過論文和授予學位以後，即自動解散。羅剛的答辯就是這樣。
但劉曉波離經叛道，不受控制，有國家教委想治他一下，安排了幾個他們認為是忠於黨和馬列的學者進入答辯委員會，使委員會的人數增加了一倍。消息傳出去，來旁聽的很多，有好幾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辯的地點，由會議室搬到了小禮堂。先生的學問人格，受到「左」、「右」兩派共同的尊敬，經由他的整合，委員會事先取得了共識。會上氣氛和諧，劉曉波順利過關。
在會上我讀完評語，多說了幾句話。我說現在不是五四時期，但仍然有一個救亡的問題。那時是救國家，針對外國侵略。現在是救自己，針對國家壓迫。所以現在的文化運動，需要更多的劉曉波。這種能獨立思考而且勇於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兩年後形勢逆轉，劉曉破出事，有人在《文論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揭發我說了這幾句話，記性可真是好。
那天散會以後，王元化先生約我晚上到他房間裡談談。他說啟蒙問題，不能光講勇氣。關鍵是啟什麼蒙，用什麼來啟。五四成分複雜，也未可一言蔽之。事實上早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中西文化論戰、新舊文學論戰、問題與主義論戰、國故論戰、科玄論戰等等，都已經有了萌芽。也不光是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那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也有其國際國內背景。他舉了幾個例子，說明政治文化之脈絡交錯，都很典型。他說我們回顧以往，可以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認同科學與民主，但現在更需要強調的，是自由與人權。
我說，是。
他說比方說多數和少數的關係，國家主權和個人的人格獨立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關係不講清楚，其他的問題都很難講清楚。現在有些人一講民主，就說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講自由，就熱衷於反邏輯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與規範共生，就是因為這裡面的關係，沒搞清楚。
我說，是。
我說，現代自由主義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之處，在於它以個體為本位，而後者以群體為本位。但是承認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價值，承認個體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合理性，同時也就必須承認，個體利益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種制約和平衡。需要某種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邏輯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認普遍性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內在結構，並且把自由問題，由外向的條件開拓，變成了內向的意義追尋。由向強權挑戰的政治，變成了向虛無挑戰的哲學，這是個新問題。
先生說，是個麻煩。但是尋找普遍性，或者說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質主義，回歸古典，甚至回歸宗教文明，更要小心。
我說，是。
【三】
答辯完畢，我們在北京滯留了幾天，各自看望朋友。先生在回上海以前，約我和小雨，還有《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夫婦，到西單的豆花飯莊吃飯。說這次來，見了幾個老朋友，誰誰誰，都建議他辦一個刊物。說誰和誰那裡，還有一點兒錢，加起來也夠了。建議我們一起來做，辦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以理論研究為主軸的學術性刊物。不媚時阿世，不屈從權力。但適度保持與政治的距離，適度保持低調，以期起一種長遠的作用。
那時隨著商業大潮的興起，人文精神正在急劇衰落。知識分子們也相應地愈來愈重學問輕思想，重科技輕人文，有如乾嘉盛時。正需要一種人文努力，來賦予學問以思想，賦予思想以學問，以免二者偕同淪入市場，成為商業的附庸和政治的裝飾。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時代的需要。雖然很難實現，我們都願意試試。
刊物叫個什麼，頗費思量。「問路人」、「拓荒者」太文學化；「思想家」、「門」端著架子；「文化中國」過於專業；「啟蒙」有古典味。那時我主編的《大時代》叢書出不了，問就叫「大時代」如何，先生說，空泛了些。先生傾向於叫《時與潮》。不久又來信，問改為《新啟蒙》如何。
這就是後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新啟矇事件」的原來。
不久，「反自由化」開始，期刊登記困難。先生在上海，想了很多辦法，都不行。最後只得以叢書的形式登記，叫《新啟蒙》論叢，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發行。這中間的曲折艱辛，一言難盡，都是先生一個人承擔了，我在成都，若水在北京，一點兒忙都沒幫上。
先生獨力準備就緒，並試編了創刊號《時代與選擇》以後，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了一次為期三天的編委會，叫「新啟蒙筆會」。參加者有邵燕祥、金觀濤、于光遠、於浩成、李洪林、戈揚、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