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株無根的轉蓬，勾留在大西北，將近三十年。那些連綿不斷的雪山，日夜浩蕩的河聲，遼闊戈壁上若有若無的羊腸小道；那些在一往無垠的朔風中不息地搖弋的高高白楊，和薄暮時分荒寒山村裡凝聚著畜糞氣息的炊煙……於我都有了一份鄉情。當轉蓬又開始滾動，不禁頻頻回首，有點兒像離鄉背井。
內地有幾個學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說。擬取道成都，經津、京、寧、滬，南下汕頭。汕頭大學副校長李時岳先生一連給我寫了三封信，邀我到那裡主持一個美學研究室。聽說那邊的政治氣氛寬鬆得多，我很動心。夢想著有一個臨海的陽台，幾扇臨海的窗。夜深人靜時分，聽水和石的交響。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成都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城市。殘留著許多古城的韻味，語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圓。街頭巷尾茶館很多，家家滿座，一股子休閒的氣氛。似乎生活的節奏，比其他城市緩慢。同人們交談，常感到地靈人傑。有時你會發現，一個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論素質之好，超過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時你會發現，一個吊兒郎當的傢伙從口袋裡掏出來的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著一首好詩，擲地有金石之聲……。
可以棲身之處，有兩個：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前者和蘭大一樣，在市中心。「全國重點」，經費足資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門人擠人，日夜市聲喧，我怕。後者是省屬學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房舍陳舊，設備簡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長郊綠無涯，有一種古典的寧靜，我喜歡。
川師中文系主任蘇恆先生、校長王鈞能先生和校黨委書記袁正才先生都建議我留下。他們說，現在戶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單位卡住糧食工資人事檔案，誰都難辦。你既然喜歡這裡，就讓我們先試試。辦不成，再去汕頭不遲。辦成了想走，我們不卡你，算是幫你搭了個橋。言辭懇切，也在理，我感謝地接受了。
學校在請示省委以後，派了兩個老師，萬光治老師和鄧元宣老師，持外調證明到蘭大看我的檔案，趁機把它偷了過來。這種事，連我都覺得匪夷所思，一貫保守的蘭大黨委，反應之強烈，可想而知。但是隔著省，川師大不響應，他們也沒法，只能通過甘肅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結果是，蘭大答應放我。為防節外生枝，學校派周治虎老師代替我回去辦手續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師就把高林帶來了。稍後書籍和行李也都運抵。
此事如此順利，得力於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塗上了一層政治色彩。剛安頓下來，省委書記馮元蔚和副省長韓邦彥兩個，前呼後擁，到師大來看我。說，歡迎到四川來。說，有什麼解決不了，找我們就是了。據說自師大建校以來，他們誰都沒有來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說明他們不過是演戲（正如甘肅演堅持原則，他們是演改革開放，後台不同之故），把我當作道具，我還真的以為，可以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呢。
【二】
學校在剛落成的家屬樓裡，給了個四室一廳的單元。與鄰樓很近，窗子對窗子。看電視炒菜，聲味與共。在蘇恆先生的幫助下，我用它換了一套山坡最高處年久失修、三室一廳的老屋。蟲蝕木，如石鼓文，雨漏牆，若抽象畫。但有六個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霽色晴光，氣象萬千。
我得之，很慶幸。但校園裡議論紛紛，說我怪。有人寫了篇《教授學雷鋒》，說我是「哪裡困難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偶然見報，哭笑不得。蘇老師說，可以理解。這就是大一統文化。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著你。和大家一樣，就沒人管了。
搬家後一直很忙。除了教書，有寫不完的東西要寫。高林在師大附中插班，進度比甘肅快，日夜趕功課。屋裡一直很亂，風過處，一地的書籍紙張翻飛。直到和小雨結婚，她從首都博物館調來我校藝術系教書，一同粉刷了牆壁，油漆了地板門窗，購置了必要的傢俱。書上架，簾上窗，才像個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當窗的老樹，原始的山野，帶著草木氣息的風，沒有電燈的夜景和不摻雜著噪音的雨聲，還有出沒於有無之間的地平線……都是我們極為寶貴的財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較順利的時期。上面給了我一個叫做「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的頭銜。沒有學術成果的評估，也沒有論文被引用次數的統計。國家科委批准，省長在會上宣佈，我就成了「國家級專家」。就像五七年分配我扮演壞人，享受壞人的待遇，這次是分配我扮演好人，享受好人的待遇：漲兩級工資，「以資獎勵」，外加當「政協委員」。
可惜我沒有能力，演好這個角色。聽說在政協會上，有人（川大教務長唐正序）因我從來不去開會，罵我「不識抬舉」，預言我「沒好下場」。罵對了，也預言對了。漸漸地，麻煩來了：巴蜀書社出《高爾泰文選》，三次上機三次被撤下。哈佛邀我講學，不準出國。南開錄取了高林，被教委取消。遼寧出「中國當代美學思想研究叢書」，其中《高爾泰美學思想研究》一書幾乎出不來（著者丁楓先生和出版社王大路先生據理力爭，後來還是出了）……這一切，包括八九、九○年捉、放一場，都莫名其妙。
經歷過太多的大張旗鼓，覺得這種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權力無限的他們，怎麼還用得著鬼祟？想了想，覺得新中國的三個時間板塊，有點兒像三個遊戲場。「十七年」玩替天（歷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時期玩無法無天，「新時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這一層的時候，鬼祟已滲透到整個社會。假酒假藥、假衙內假文憑、假權色交易……以及對於這一切的冷漠，已成普遍景觀。最是幾百人在大街上圍觀流氓殺人而無一人出來制止的事，報上屢見，令人扼腕。
與之相應，文化界也出現了各種各樣對於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關注遊戲場外弱勢群體者的辛辣嘲笑：「你算老幾？」「天下是你家的嗎？」「連自己都救不了，說什麼救世？」……我遲鈍，跟不上趟，哪壺不開提哪壺：發表了《看客的文學》、《文學與啟蒙》、《文學的當代意義》……等十幾篇文章，全撞在冷漠的牆上，理論上的是是非非，早已經沒人在乎。
小屋如孤舟，濛濛水雲裡。
【三】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發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運。這是中國人到底還有血性的證明。我很振奮，但還是沒有跟上。
川師大雖在郊區，也突然熱鬧起來。一夜之間，許多精明實際或玩世不恭的青年都變成了理想主義者。膽小的變得膽大，膽大的成了風雲人物。許多平時謹小慎微唯黨是從的老教授，也都紛紛簽名上書和學生一起進城遊行。來勢之猛之盛，大有誰不參加誰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勢頭。正義的巨浪，形成強大壓力。
我怕跟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壓力愈大，我愈躲。來找的人很多，都說他們感到奇怪，怎麼一貫偏激的我，關鍵時刻躲在家裡？說校園裡有大字報要求我「站出來」，該去看看。我沒去看。我說，沒人說話的時候我說幾句，現在大家都在說了，我就不湊那個熱鬧了吧。
總是落伍。八七年方勵之先生來訪，八八年溫元凱先生來訪，都說我落伍了。老朋友劉賓雁海外來鴻，提到費爾巴哈因久居鄉村而落後於時代，也是同一種批評。我理解也認同朋友們的道義責任感，覺得自己也有。但我進不了操作層面，缺乏政治頭腦，也比大家悲觀，同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擦身而過。與溫元凱見面，是記者們的安排。對話錄音，公開了意義不同之處。
他主張確立憲法的權威，變人治為法治。我說這是把保護統治者的憲法，和保護被統治者的憲法混為一談，反而有害。他說修憲得小步走，跑太快會翻車。我說人在車上，你一步都走不動。他說這次七屆人大公開報導有反對票，就是前進了一小步。我說這不是進步是退步，就像民主黨派是老裝飾，反對票是新裝飾，它只能賦予非法地給定的「表決」結果，以一種比「一千票對零票」更為合法的外貌。他說起碼一千九百萬私營企業家的出現，有助於形成民間社會。我說所謂民間社會須能獨立於國家，沒有獨立的工會和獨立的農民組織，只有與體制共生、利用雙軌制經濟的漏洞和官員的腐敗巧取錢財的一群，何來民間社會？……
誰是誰非，是另外一個問題。總之我因此，從一個宏觀的政治背景上剝離了出來。僅僅由於好朋友蕭雪慧個人的情誼，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參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師的會議。在會上，我對大家唯一的勸告，是要吸取緬甸的教訓。那是剛剛發生的事情，帶著亞細亞的特點。不久以後的六月四日，它就在天安門廣場重演了。當然，更為慘烈。
「六四」的屠殺，我絲毫也沒有感到意外。它能震驚世界，只不過是因為它發生在歷史舞台上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廣大的黑暗深處，四十年來無聲無息的大小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