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八年底，我初到北京時，已經四十三歲。
一年前，我還在酒泉五七幹校勞動。半年前，剛「歸口」到蘭大哲學系。友人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室當副主任，主編《中國美學史》。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邀我一同參加。我被「借調」到社科院，前後三年。
但我對不起他：三年間，沒給美學史寫一個字，卻寫了許多自己想寫的文章。我說我骨鯁在喉，難得他表示理解。後來出書，還白掛了我一個虛名，白給了一份稿費。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與李的交往，始於五七年。那時全國圍剿《論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關於當前美學問題的爭論》一文，從學術的角度，歸納了四種看法：
一，高爾泰的主觀論；
二，蔡儀的客觀論；
三，朱光潛的主客觀統一論；
四，自己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論。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說它值得重視。沒抓辮子，沒打棍子，沒說主觀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動，很特殊。我給他寫了個信，謝沒落井下石，贊有學者風度。他回信說，這是最起碼的。那時候，我們都年輕（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過這麼個茬兒，一直保持著好感。反右後沒再聯繫，「新時期」恢復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見面，相識雖新有故情。說起敦煌，他示以長詩一首，開頭是「快馬輕車玉門關，萬里風塵談笑間」，是五七年去參觀路上寫的。那年我去酒泉勞教，走的是同一條路，也有幾句東西給看。末尾是「無限行程無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說我這兩句，和你那兩句，象徵著兩種不同的命運。他說我是不瞭解情況，他命運只比我略好。那時的他，絕對是專制制度的敵人。後來的變化（所謂「告別革命」）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處是工地。特別是社科院所在地東長安街建國門一帶，直到永安里大北窯，腳手架林立，推土機起重機日夜轟鳴。大卡車往來穿梭，捲起團團黃雲。空氣污濁，一股子煙塵的氣味。
社科院是幾棟三層樓房，據說原先叫海軍大廈。已很老舊，有寬闊的樓梯和走廊。走廊兩旁塞滿了書架，堆放著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紙袋。沒人動它，罩著一層灰。都是些陳年資料，有用沒用，誰都不知道。留下的過道，狹窄而曲折。清潔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條彎曲的、發亮的淡綠色水磨地面。
哲學所美學室，在前一棟二樓走廊的盡頭。裡面住著矮個子韓玉濤。他年過四十無家，又沒分到房子，住在辦公室。煙癮很大，滿室雲霧。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藥。我來所後，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臨小院。院內有枯樹一株，殘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橫斜，貓腳印如墨梅，濃淡疏密錯落有致。
韓君健談，言語不俗。國學基本功紮實，寫稿子慣用毛筆。字極好。小楷鐵畫銀鉤，狂草雷奔電馳，依我看，勝似乃師（啟功）。治書法美學，見解獨到。發表在《美學》雜誌上的文章，擲地有聲。詩、詞俱佳，雖亦歌功頌德，都鏗鏘可讀。可惜當時沒有抄下，現在記得全的，只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誰是，大寨秋高，大慶秋高，大纛飄飄在九霄。
金風爛漫紅兒鬧，亦有長矛，亦有羊毫，雲外驚飛是大鵰。
室內有辦公桌八張，晚上我們各用四張，拼起來睡覺，早晨再還原。不還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學習」，一般沒人來。韓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煙斗。有時用煙斗敲著桌子，問是誰派我來監視他的。說他沒反黨，沒反社會主義，什麼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過藥，又向我道歉，說那是病，請不要見怪。據說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記得。
【三】
去後第一次政治學習，是聽副院長鄧力群做報告。那口氣，像小學教師上課。我至今記得其中的兩句：「首長們為革命做了那麼多的貢獻，難道不應當照顧一下嗎？」這是駁斥一種錯誤言論：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幹子弟的地方。當時我很驚訝，因為聽眾不是兒童。但別人都不在乎，習慣了。也沒人真的「學習」，討論無非閒談。罵特權，罵腐敗，甚至罵毛，都沒顧忌。我又很驚訝。因為「新時期」的這種寬鬆氛圍，北京先有。外地還死氣沉沉。而我，剛來自邊遠的省份。
我們的室主任齊一是老幹部，但很開明。他後來當了哲學所的黨組書記，兼副所長。仍兼任美學室主任，常來美學室參加政治學習，同大家一起，笑罵先皇廟裡的「那個萬壽無疆」，說「廣場變成了神堂」。他說參拜者圍著「那個東西」打轉，就像當年紅衛兵參拜芒果。領導人如是說，更使我目瞪口呆。總之初到那時，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齊先生對我特好，常把我介紹給這個那個，說我是「傳奇人物」、「難得的人才」。常帶我到他家吃飯，給他的夫人和女兒誇我。親自下廚炒菜，叫我嘗嘗這個嘗嘗那個，愛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許客氣。說苦了那麼多年，該補一補了。我感動莫名，對他披肝瀝膽，無話不說。甚至告訴了他，我保存著二十多年來用很小的字，寫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紙片上的秘密手稿。為怕暴露，永遠隨身帶著。他很吃驚，連聲說帶在身上太危險了，建議我交給他的女兒小雨代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館美術室工作，讀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說是非常喜歡。把它們分類整理，裝在一本塑料像冊裡面。說這樣方便閱讀，也可避免損壞。她說她那裡絕對安全，我可以一百個放心。
在當了二十多年的階級敵人，陷落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敵國的俘虜之後，我感受著這一切，就像一個逃亡者窮年飄泊，來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發現它竟然就是故鄉。
【四】
歷史似在拐彎，發出卡卡的聲音。北京城裡更響，如同五月的冰河。街頭巷尾，層層疊疊大大小小張貼著各種字紙，有油印的，有手寫的，也有鉛印的。論政，說理，訴苦，申冤……五花八門。蒸發著腥熱的人氣和苦寒的地氣。許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憤怒、悲哀和疑問，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積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調不定的號角。
特別是有些民辦刊物，淒紅駭綠，異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為群眾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沒想到鐵鉗子稍一放鬆，就一下子激射出那麼多智能和靈氣的光芒。
長安街上車水馬龍，中南海裡暗鬥明爭，滿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帶著「廣闊天地」的荒謬體驗，忙著謀生。上訪者鳴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淚史。失寵的幕僚，站錯隊的幹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頌德而未獲寵幸的文人，甚至看風轉舵一路順風的官油子，也都跟在裡頭，大聲控訴「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陳述，同樣悲憤交加聲淚俱下。
時代潮流如江河之濁，圍繞著古老的宮牆，形成無數漩渦，發出金石般鈍重的聲響。而在宮牆的後面，拉起了兩股互相對立的「黨的理論隊伍」：一股以《毛著》編委、《紅旗》雜誌那批人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批人為主，叫解放派。兩派各有靠山，鬥爭互見勝負。鼓兒咚咚地打，鑼兒當當地敲，時不時爆出一些內幕，增添想像的空間。
受夠了無聲的中國，我覺得這一切嘈雜喧嘩，就像節日的喜慶。
美學史組分配任務，我執筆緒論和秦以前的部分。毫無心情。總覺得此時此地離開當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殘片中去尋找古人審美觀的蛛絲馬跡，有點兒行屍走肉。迫不及待，忙於加工舊稿，寫出《關於人的本質》、《異化及其歷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三文近十萬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寫出來才發現，要把手稿變成鉛字，很難。那時可以隨便說話，但公開發行的報刊，言路雖有所放寬，還是有個底線，很硬：不能議論領導權的合法性。
美學室斜對門，是院刊《未定稿》編輯部。主編林偉兼是《人民日報》副總編，憂國憂民，以思想開放、正直勇敢著稱。編輯謝韜兼是《中國社會科學》的編輯，曾因胡風案坐過十幾年牢，對於獨裁暴政，懷著刻骨仇恨。他們很喜歡《異化現象近觀》，下決心打個擦邊球。觀察形勢數月，終於在七九年秋天，給作了一些刪節和「穿靴戴帽」之後，基本刊出。
《未定稿》雖是內部刊物，印數有一萬多份，影響較大。刊用此文不久，林偉就被撤職。（還有別的原因，新賬老賬一起算）。刊物主編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彥兼任，以示黨對思想陣地的依然重視。
畢竟是「新時期」，整肅限在黨內。我不是黨員，沒怎麼追究。
但同事們遇見，大都要說一聲：你不要命啦？
【五】
齊先生傳達胡喬木院長的號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學習，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說胡喬木說了，誰要是能寫出一本像《大眾哲學》那樣的讀物，就會受到獎勵。傳達後，把我從美學史項目中調出來，同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