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蘭大哲學系。
那時浩劫方過，為重建校系，校長辛安亭先生和哲學系主任韓學本先生，果斷地從農村、農場、幹校等地，引進了幾個以言獲罪被長期勞改的學人，擔任教學和研究的骨幹。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師隊伍中，這些人的外貌，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像農民。皮膚粗糙，手上有老繭，臉上有洗不掉的風霜。尤其楊梓彬，頭髮花白，皺紋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農民，也顯得比實際年齡——四十五歲要老許多。個兒不高，體型寬厚，多髭的大方臉，公牛脖子，樹墩子一般紮實厚重。
他教中國哲學史，侃侃而談，如數家珍，不像是荒廢了那麼多年。口無遮攔，常語出驚人，不像是被改造了那麼多年。聽說他上第一堂課，不是先講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是先問什麼是哲學。說毛澤東把哲學歸結為科學的概括是錯誤的，哲學不是科學。科學是知識體系，哲學是價值體系。東西方哲學的不同，除了方法論，主要是價值觀。東方重集體，西方重個體。許多差異，包括文化的差異和知識分子人格的差異，都由此而來。在當時，這種話，還沒人敢說。但學生愛聽，他的課場場爆滿，受到特別熱烈的歡迎。
我去旁聽過幾次，發現他偏愛儒家。在他那裡，儒家學說幾乎成了傳統文化和中哲史的同義詞。他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於成就一種理論道德和一種內省的人格：安詳自尊，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可殺不可辱。他說現在的中國，這種人都完了，所以社會沒有脊樑，沒有凝聚力，不能制約政府，只能聽任宰割。生靈塗碳，根源在這個傳統的斷裂。興滅繼絕，離不開傳統文化的重建。他說學習中國哲學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後者，全看你怎麼治。治成前者，是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後者，就同考古學家原子物理學家那樣，專業以外無知，只能訓詁章句。他說人麼，總應該有點兒人格志氣。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士如此，天下焉能不治。
那天，在一位同事家中，我問他承不承認，比如譚嗣同所說的三綱五常之烈毒慘禍？承不承認，忠孝節烈之類規範，都是以理殺人的武器？承不承認，無限忠於誓死保衛之類，也都是儒家傳統？他說這是老問題，他早已想過了。儒家是治水社會的產物，與極權制度共生，免不了泛政治化。像崇拜寶座，重農輕商，還有剛才說到的這些，都是問題。這是泛政治化帶來的問題，因此也是器用層面上的問題，變異無常。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唯太虛之道，亙古不移。你只有認識到這個太虛的本體論意義，才有可能認識到，把那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的「心」，那種倫理精神和人生態度作為我們民族文化認同的坐標，不等於要繼承那些操作層面上的禮儀制度。
我說器者道之用，六經皆器，說器非而道是，是難以服人的。況且孔子孟子荀子，觀點各不相同。漢經學和宋理學差別更大，儒生亦佛亦道的也很多，何來恆心？他說從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期以來，各種觀念都在流動。猶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聖經》，仍然是猶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紐帶。他說，假如他們都像你，現在世界上，還有猶太民族麼？
我說我們扭在一起，已經幾千年了，又能怎樣呢？他說我們不是扭在一起，是鬥成一團。你這個樣子，還要再鬥下去。冤冤相報，沒玩沒了。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許多人對他知根知底。聽說我來自蘭大，都來問他的近況。談起來，無不感慨。
他生於河北棗強，父親是運輸工人，自幼家道艱難。在北大哲學繫上學時，得到馬寅初先生的賞識。選學中國哲學史，又為馮友蘭先生所器重。後來一頭扎進馬列主義，堅信不疑，死心塌地跟黨走。寫信給老父親，要求把家裡僅有的幾根金條，上交給黨和政府。動員無效，就揭發，以致那點兒家底被沒收，自己也斷了接濟。
一九五六年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學部要送他到蘇聯深造，他不去。說，我們教條得夠了。五七年響應號召，幫黨整風，率先貼出大字報，批評院、所領導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引起劇烈爭辯。夜裡，有人貼了一張支持他的小白條：「怕罵的官僚，你們去死吧」。他又貼出大字報，批評小白條缺乏治病救人的態度，和幫助黨整風的精神不符。
但所領導一口咬定，小白條是他本人寫的。說他對小白條的批判，是耍花招掩蓋狐狸尾巴。鬥爭會上，他堅決否認，成了「頑固對抗」，成了「哲學所唯一沒鬥透的右派」。結果是送到北大荒開荒，勞動改造。忠而被謗，信而見疑，他無怨無悔。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確的，問題出在下面。這沒什麼，在所難免。革命無分貴賤，開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詩以言志，準備在那裡幹一輩子：
車進完達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墾土，兒孫故家園。
一年後，由於努力勞動，被農場評選為「改造標兵」。
事實上，他走後，寫小白條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離得遠，不知情，吭哧吭哧當改造標兵，也省事。
幾年後，一九六二年，他被調回哲學所，仍戴著右派帽子。知道事實以後，大怒，同所黨委沒完沒了。黨委書記被逼急了，也大怒，把他遷送西北，下放到甘肅省敦煌縣教中學。六六年文革爆發，他首當其衝，批鬥後，被送到縣農場監督勞動。
仍然赤膽忠心，仍然憂國憂民。在農場聽說，敦煌在搞大寨縣，給縣委書記寫了個信，告訴他附近生產隊沒糧吃，勸他以百姓疾苦為重，吸取五八年的教訓，為人民做點實事，不要再搞什麼假、大、空。縣委秘書在電話裡把農場場長訓了一頓：你們那裡階級敵人氣焰囂張，抹黑新農村，反對學大寨，翻天了嗎？！場長嚇白了臉，連夜開鬥爭會，打得他鼻青眼腫。從此派專人看管，監督他一舉一動。
他很困惑：地方上這麼胡來，中央怎麼不管？他很焦急：這樣下去，有可能亡黨亡國！再沒人犯顏直諫，要改都來不及！越想越急，半夜起來，遮著燈，給「主席、總理、親愛的黨」寫信。天寒地凍，筆尖上墨水結了冰，寫不出來，就伸到嘴裡呵一呵再寫。最冷的時候，呵一下只能寫一個字，他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天天晚上寫。漫漫冬夜長，不知不覺就有了十幾萬字。
信上談了七個問題：一，真相與假象；二，理論與實際；三，領袖與群眾；四，主觀意志和客觀規律；五，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六，國法大於黨紀；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為了中國，其他都只是手段。寫畢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實姓掛號寄出。一份給黨中央毛主席，一份給國務院周總理。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員扣留，又給他從前的老師、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請他代呈主席或總理。沒桌沒椅，冰天雪地地呵著凍手，十幾萬字連抄三份，這個工程，我聽了發怵。這份耐心，我更不敢想像。
很久以後，「粉碎四人幫」以後，寄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信，先後都轉到了敦煌縣委。上書就是不服，就是反撲，罪上加罪。他被拉到縣上電影院裡批鬥。押上台時，已經像一條抹布，滿身痰涎血污，頭髮裡塞滿草葉灰土。要靠人架著才能站立，拎著頭髮才能抬起頭回答問題。喝問他為什麼上書，他說，右派也是公民，上書是行使公民權，符合憲法，不是犯罪。幾句話就激怒得滿場的群眾炸了鍋，吼聲地動屋搖，拳腳山崩柱折。他說那會兒，他已經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幸虧身體結實，沒有成了殘廢。回到農場，他失蹤了。縣上迅速追查，把他從汽車站捉了回來。問哪裡去，不說。吊起來打，也不說。一轉眼又失蹤了。捉回來打得更凶，看得更緊。他不斷變換方法，終於逃到北京，受到哲學所同事們的熱烈歡迎和竭誠幫助。特別是邏輯研究室幾個朋友，為他解決了吃飯住宿問題。他在哲學所住下來，寫了個材料，分送院、所黨委和中組部，要求解決當年的問題，並賠償他二十年來物質上、精神上、學問事業上所受的損失。
幾位師、友、同事看了他材料的底稿，都說這是不可能的，告到中央也不行，還是算了吧。他默然。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馬寅初先生把他的十萬言上書還給了他，說寫得非常好，看了很感動，但是沒有用，還是算了吧。他默然。
在亂哄哄的北京城裡沒個去處，他整天整天地泡在圖書館裡，不見人面。幾個月後，寫了《關於國家學說的反思》、《從恩格斯致李卜克內西的一封信說起》、《憲法．國家．政黨》三篇文章，以現實為參照系，重新評估了自己往日的信念，說要告別革命，尋找古典的善良。想拿去發表，被朋友們攔住。
在那波詭雲譎，連投機專家們都把不定方向的年頭，沒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