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們新添墩分場四個大隊全體人犯，天不亮起來，摸黑吃飯，帶著碗筷，沿著新築的車路，拖拖迷迷走了兩、三個鐘頭，到達場本部所在地夾邊溝，參加慶祝國慶大會。
我們到達時，大牆外面臨時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經席地坐著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曬著的一地破爛。管教幹部們都穿著深藍色鑲細紅線的公安制服（平時不大穿），在四邊走來走去。大牆上插著幾面五星紅旗，在淡日下迎風飄揚。牆下的司令台上，掛著個毛澤東像。一邊是黨旗、一邊是國旗，他在中間微笑。
我們剛坐下，慶祝大會就開始了。有個人上台領唱國歌，復又全體起立。那人衣服上滿是補丁，顯然也是犯人。但清潔整齊，頗精神。約莫四十來歲，高個子，蒼白瘦削，脖子細長，喉結突出，額頭寬闊，下巴結實，狹長無肉的臉上，小半是絡腮鬍子。他面對全場，神色冷峻，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才張開兩臂開唱。略帶嘶啞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渾厚。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是國歌的歌詞，來自抗日戰爭時的《義勇軍進行曲》。此時此地聽到，有種荒謬之感。唱著他兩手往上一揚，全場就跟著唱起來了。他打拍子指揮，動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動，眼睛發亮，長頭髮一聳一聳的，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餓，有氣無力。各唱各的，聲音不齊。看著聽著，也都怪怪的。
接著劉場長訓話。他說，你們進來才一年，外面就實現了大躍進，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時代。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全國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煉鋼全民皆兵，一天幹十幾二十個小時，創造了一畝地產萬斤糧。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奇蹟……全都聞所未聞。環顧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縫鈕扣，有人在閉目養神。大有「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的境界。
接下來劉場長說，我們農場的形勢，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佔百分之幾，有牴觸情緒的佔百分之幾，願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佔百分之幾。愛場如家願意以場為家的佔百分之幾。現在，在黨的勞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變。各佔百分之幾，都有具體數字，還有小數點……漸漸地我也開始打起盹兒來了。
突然有幾句話，像錐子似地鑽進了耳朵：……個別人狗膽包天，竟敢記秘密日記……沒有馬上治你，是為了給你一個主動坦白的機會……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腦子裡轟地一下，響起了無數蟬鳴，完全清醒了。
【二】
「勞動教養」這個詞，以及它所指謂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歷史上從未有過（以前只有「勞動改造」一詞）。進來以前，沒人知道勞教農場是個什麼樣子。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畢可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揹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帶來了一堆書，還有一本日記，是反右運動中隱瞞未交的。裡面都是那種懵懂年齡裡一個自由愛好者一閃一現的小感想。諸如「一個社會裡個人自由的程度，是這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或者「我的世界是這麼大，這麼千山萬水無窮無盡；我的世界又這麼小，這麼咫尺千里寸步難行」之類。毫無操作意義，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別人拿到，後果卻十分嚴重。在那右派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沒人代為保管，又不甘心銷毀，只有帶在身上，終於一直帶到農場來了。
我喜歡「農場」這個詞的牧歌意味，心想到這裡就安全了。沒想到入場時要搜查行李，還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記，也同現金、藥片、皮帶、球鞋帶、手錶、問題書籍一起，落到管教幹部手裡。從那時起我一直做惡夢。每看到一些人由於一些小事被捆起來擲在地上示眾，繩子嵌進肉裡滲出殷紅的鮮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記事發，會輪到自己。我想由於問題嚴重，我定會被捆得更緊，時間更長，很可能繩子切斷肌肉。再也不得恢復。久無動靜，又擔心是在暗中醞釀著更大的災禍。每晚的小隊會上，例行表態是少不掉的，每當我表態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時候，心裡總是擔心，這會和日記聯繫起來，構成欺騙罪，被加上去算總賬。
但是，將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毫無異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納悶兒。這次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在看我表演。我想貓玩老鼠就是這樣，時間越長越有趣。恐懼是活東西，在脆弱而又孤獨的靈魂中，它會生長，會變出各種花樣。一時間我覺得，好像腳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別說是外面的形勢，周圍這些捉虱子縫鈕扣打瞌睡的人們，也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親、母親、姊姊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擔心，再也見不著他們了。
不知何時，午休開始了。嗡嗡的人聲響成一片。起來小便的人很多，隊與隊之間的空檔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帶起來的灰塵和劣質捲煙混成濁霧籠罩全場。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飯。是農場稀有的美食，從未有過。我雖極度飢餓，也沒吃出味道。
【三】
有人在後面叫我的名字，我一驚，猛回頭，是我們的大隊長陳治邦，旁邊站著那個領唱國歌的人。他向陳點了點頭，給我說，你跟我來。
我跟著他穿過人群，進入有鐵門的大牆。院子裡一排排開著門的號子，空無一人。每一排開頭的傘牆上，都貼著各隊慶祝國慶、歌頌新中國的牆報，爭嬌鬥艷，花裡胡哨。他領著我匆匆走過，進入號子中的一間。同別的號子一樣，十幾平方公尺的面積，大半都是土炕。但別的號子炕上都擠著十幾個舖位，這間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餘空舖位上糊著舊報紙，不見土面，很乾淨。靠裡面的一半，放著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類，還有尺來厚一摞子我們農場右派們編的《工地快報》，疊得整整齊齊，捆得嚴嚴實實。這東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張，發到各小隊，是大家做捲煙紙和手紙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當桌子使用，放著一些文具、一個鬧鐘、一些紙袋子和一塊玻璃板，很整齊。玻璃板下面壓著幾張表格，和一張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女人和兩個男孩。他介紹說，老伴叫劉蓉，在蘭州第四初中當校醫。大兒子五歲，叫安泰。小兒子安石，現在兩歲了。問我喝水不，讓在炕沿沿上（桌子邊上）坐下。他語音壓得很低，但是大開著房門。
他是歷史學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學院研究新疆史，是夾邊溝監獄改為勞教農場後第一批關進來的右派分子之一，當了農業隊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在勞改隊和勞教隊裡，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們基建隊四個大隊的大隊長全是勞教分子。但都當得不長。我曾在工地上看見，第三大隊的大隊長上官錦文因為說錯了一句話，被管教幹部當場撤職，下令捆起來，擲在地上。
安兆俊這個隊長倒是當下來了。管教幹部們忙不過來時，也把一些雜事交給他做。其中包括把沒收來的東西分類登記。這個工作本應由執行搜查的管教幹部在現場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來的，一般每次只進來一、兩個，可從容搜查登記。現在大量湧入，天天排長龍，他們只來得及把各人的東西分別裝在標名的紙袋裡，回頭再登記。這就交給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記，沒登記。趁幫灶時，丟在灶膛裡燒了。他說，我看了特別喜歡，但是沒處放，只好燒了。你別可惜，安全第一，你說對吧？人比東西寶貴，有人就會有東西，你說對吧？
我說剛才劉場長的報告，正把我嚇得不行。他說現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戰，隨時都會有，一不冷靜就會輸。有時候我就擔心，哪天你給唬住了，沉不住氣，自己去坦白，檢討運動中隱藏日記的錯誤，我就麻煩大了。每次陳治邦來開會，我都要摸摸那邊的底，後來就放心了。我問，他說我什麼了？他說，他從來沒有提到過你，這就夠了。陳治邦這個人不壞，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贖罪，所以也沒有害人之心。現在怕的，是那種想要立功贖罪的人。那種人愛攀談，但自己不說什麼。光想聽你說，見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說怎麼樣？熬得下來麼？我說還可以。他說，我看你的日記，思想感覺多些，閱歷經驗很少，還是個小孩子麼。我說我二十二歲了。他說是麼，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擔心你的承受能力。處境越是絕望，人也越容易沮喪。特別是我們這種，都是些孤獨的個人，沒有個組織的支持，沒有個輿論的聲援，也沒有個社會的同情，這種人最容易沮喪。我們這裡，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