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個人來說，文革是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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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臺後，我們三個人（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在周圍異樣的眼光中，不死不活地過了幾個月，但總算還在家裡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渡過了一九七七年的春節。而那時，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早已被宣佈「停職反省」而失去了自由，我們幾個能捱過春節，已屬萬幸。
春節一過，讓我們分別進「學習班」的通知就來了。
對這類「學習班」，我們與黨委的領導們，雙方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歷經十年文革，對這美名其曰的「學習」內涵，大家都實在是太熟悉了。但是，這一次，卻並非雙方的爭鬥所致，所以，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對我們還是相當的客氣，並無太多的怨恨。而對辦這個「學習班」，我們三個人也知道，此次的確不是公司黨委的意思，因為，前段，我們與他們幾乎已成了「同志」，對很多事的處理，也達成了共識。
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各自所進的「學習班」，分別設在農村鄉下幾個不同的地方。
在「學習班」的日子並不長，只一個多月。但是那幾十天的日日夜夜，精神上所遭受到的車輪般逼供，卻依然令我這個曾幾次進過「學習班」的人，十分難捱，幾乎使我覺得人生已再無望。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大多採用「參與武鬥」之說法而欲套上刑律，以置人於死地；但只要自己沒犯過打死人打傷人的事，心裡也就不太驚慌。然而，這一次則是以「惡毒攻擊華主席」的第一號大罪，將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都圈入了刑法追究的絕境。因為，當得知北京發生了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後，沒有哪一個造反派頭頭沒有說過那是「右派政變」之類言論，而這就是「惡毒攻擊了華國鋒為主席的黨中央」，就是所謂「惡攻」大罪。按文革有過的案例，有「惡攻」者，對其懲治極嚴，甚至有人被予以槍斃。由此，短時間內，全市上百名造反派頭頭因這罪名，而被囚入獄。
我「有幸」也因此而領略了二十個月的監牢生涯，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部分特殊的感受與體驗。
有意思的巧合是，我被逮進的監牢，竟然也就是在文革武鬥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時，我曾到那兒做了一個星期臨時「監獄長」的地方。十年前，我曾是那兒的最高臨時管理長官，而十年後，我卻成了那裡的一名階下囚。十年的光陰，並沒有給那兒帶來什麼變化，甚至，武鬥高潮時那個沒有棄職逃走的老看守，也還繼續在那兒忠誠的工作。
監獄原本不是人們輕易能進、出的地方，而我居然能以全然相反的身份，二次進入那同一座監牢。真是人生奇妙，天意從來高難問。
龐達明隨後也跟著進來了，楊金河則倖免了，而只辦辦他的「學習班」。三個革委會副主任二個入獄審查，不全弄進去，也算是體現了政策上的「區別對待」。
將我從「學習班」而送入牢獄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司法機關，而是由中共市委的「決定」所決定。那「決定」上說：為清查「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市委決定對我進行「拘留審查」。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獄中接受審查的二十個月中，居然每個月還得交納黨費（當時尚未取消我的黨籍）；當然，工資也能照發，分文不少。
一九七九年元月，也是春節前，又有人向我宣讀了一份市委「決定」：經過審查，問題基本查清，決定予以解除審查。
於是，自由又重回到我的身邊。
其實，審查我們的名義，雖然名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但實際上，我們哪有「資格」攀上「四人幫」啊！批鄧反右運動時，連貨真價實的中央委員唐忠富到北京都受不到王洪文的接見，像我們這種造反派的小蘿蔔頭，又能知道什麼四人幫的問題喲！所以，「審查」的內容，仍是原來那些造反的活動，又是從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算起，讓我們再次過過秤，再次翻來覆去地陳述與審查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當然，這次又多了批林批孔、「批鄧反右」的活動。
這次，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很是體現了他們的人道，原本解除對我與龐達明審查的市委決定文件，是要到春節後才會照辦的，但他們說，既然是放人，那何必又讓人家（我與龐達明）再在牢中「過年」呢？因此，除夕前一天，公司黨委派了人和車，將我與龐大哥接出來，使我們有幸能及時回家，而度過一個人生最愉快的春節。
我重新回到了工人的位置。
又過了一年多，一九八○年九月，市委下文件，正式處理我的問題，市委的決定說，我的問題，「屬於嚴重政治錯誤，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回生產勞動崗位。」
其實，我早已在工人崗位上有一年多了，黨組織的任何會議，早就沒有通知我參加。我自然知趣，事已至此，風風雨雨之後，能終點回到起點，平平安安做一個工人，不是「反革命」，已屬萬幸。
後來在一九八六年，據說是胡耀邦指示，要「正確對待文革中犯錯誤的人」。市委則指示，對我們造反派的問題又來了個「復議」文件，之中，將我的上述結論，去掉了「政治」二字。
據說，這是減輕處分。可是，我實在看不出，「嚴重政治錯誤」與「嚴重錯誤」這二者，對我們有什麼區別？關鍵的「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部分，卻依然照舊。
一九八○年那次，公司黨委政治處將市委處理我的文件向我宣讀後，要我在那文件後面簽字。
我拒絕簽字。
我向黨委政治處的人說：我們參加文革造反，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響應當時毛澤東與黨中央的號召而為，每一步行動也都有中央精神作指導。現在既然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左傾嚴重錯誤，而毛澤東主席負有主要責任，那麼為什麼還要追究下面參與者的責任、並處罰我們呢？！而在黨的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不論那運動後來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不追究執行者的責任的，而為什麼對我們明明也是響應黨中央的號令才造反的人，卻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受到懲處呢？！
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處主任笑著說：你說的並不是沒有道理，但，這不是我們公司黨委能回答與解決得了的問題，我看，你就將你說的這些話寫上，也是你的態度嘛！
我也知道，說了、寫了這些，都不會有什麼用處。但政治處主任說得對，雖然沒有用，但，這是記錄一種歷史。於是，我寫了以上說的這些，在那份處理我的問題的市委文件的回檔中。
對於我來說，文革，終於結束了。
不過，不只十年，而是十二年。
我們造反派的結局，最後能以這種形式告終，並且相當多的人，後來還能因「下海」經商賺了錢，而過上很舒適生活，應該說，是得益於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方針；特別，首先是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政策的決定，而將中國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的英明舉措。我想，若是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們繼續掌權，那麼，「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有效的方針，就將會使我們這批最後的文革造反派，都打入原來「四類分子」們所有的那種悲慘人生境地。
文革十年，我們喊了無數次「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文革之末的「批鄧反右」運動，更是將鄧視為死敵。然而，改革開放這二十年，我卻經常想：幸虧中國是鄧小平，而不是華國鋒，在毛澤東之後，真正左右了中國前進的方向，不僅國家由此興旺強盛，人民生活大大提高，而且，我們也由此擺脫了人生之厄運。老天有眼！
歷史發展的出人意外，有時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