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所謂「批鄧反右」那陣，那麼多群眾都很反感「四人幫」了，我們怎麼還會做造反派呢？
有些時候，人是會陷入身不由己的境況之中的。
我們原本是堅決的造反派，可是，後來，為何卻在某些政治觀點上站到了天安門事件群眾的對立面，竟而在實際中做了「四人幫」的保皇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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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也是造反派存在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在中國，一下子竟發生了許多大事：重新上臺主政沒二年的鄧小平，又被宣佈「打倒」；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三位歷史巨人，竟先後在這一年中同時辭世；發生了矛頭對著了四人幫與毛澤東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在瞬間即垮了台，中共中央的主席的位置出人意料的由華國鋒接任了。
一九七五年底，通過造反派頭頭控制的省總工會——中共中央委員並任職省委常委的唐忠富，與有省革委會副主任頭銜的胡勇，分別是領導這個機構的一、二把手，即主任、副主任——渠道，湖南的造反派們很快知道了毛澤東在批轉一封清華大學的告狀信中，又對鄧小平發出了不滿的指示，而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報》，就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兩校學生突然掀起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的情況，所發表的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中更說，反擊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與繼續」。這一來，在去年（一九七五年）鄧小平針對造反派活動搞的「批派性」風潮中，受到省委冷遇嘲笑與壓制的湖南造反派頭頭們，便又一次集聚工人造反派，以省總工會為指揮部，以市總工會為集合基地，發動並展開了新一輪指向省委書記張平化及省委的大批判高潮。當三月間中央向下傳達了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的明確批判鄧小平、號召有「走資派」問題的人「轉彎子」的講話後，造反派們亦感到要向鄧小平的復舊路線進攻，才能保有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不敗地位，而毛澤東與黨中央批判鄧小平反文革路線的明確態度，更讓造反派們受到鼓舞，認為自己是與中央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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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從機修廠來到了商業局的共青團團委辦公室，並主持召開了一次團委會會議，除了表示要組織活動，批判鄧小平的反文革復舊路線外，具體要做的事，便是想重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未能完成的活動，其重點之一，就是想按造反派的觀點，將商業局的團組織辦成鐵桿擁護文革造反路線的青年團隊，並挑選、安排一批共青團員，到局屬各公司團委擔任書記。局裡原來的團委專幹，是個老實人，也很正派，高小文化，但是思想較循規守陳，觀點也偏「保」，在他的周圍便常聚集著原來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提拔上去的團委幹部。不過，由於大勢所趨，而我們在氣勢上常處進攻態，且我本人及家庭出身都無懈可擊，並且我還是公司一級革委會的副主任，所以，觀點保守的團委專幹們，與我的關係基本能和平維持，對我的要求，大致他們還能一道推行。一九七六年五四那天，我為了體現局共青團組織的團結，還組織帶領了一次有幾百人的局屬系統團幹部的大隊伍，乘火車前往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參觀，從而更加強了我在全商業局數千名共青團員中的影響。
在整個長沙市局級共青團組織中，當時，尚只有我們商業局團委是完全掌握在造反派勢力的手中，其他局的團委，以至團市委，對造反派的活動，則基本都是處旁觀看風向態度，而只有下面單位一些團員青年在嚷嚷著「造反」。團省委的正、副書記——兩名由勞動模範調上來的女士，且都是黨的省委常委——自然更是曖昧不定，不公開反對，但絕不出面支持。由此，我們的團委，更加受到了湖南高層造反派頭頭的青睞與重視。後來，還傳出了要提拔我去做團省委副書記、並進入新一屆團中央的流言。
在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被迫參加的一次批鄧大會上，我被指定作為青年造反派的代表，對張平化進行了面對面的批判發言。在會上，我指責張平化又在重犯「走資派」的錯誤，並督促他轉變立場，來支持造反派。坐在我身旁的張平化，面對我的發言，卻不怒不惱，反倒一副誠懇之態，認真地聽我批判他。當然，後來四人幫垮臺後，我為這次大會發言，付出了沉重代價。
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面臨的形勢，與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形勢，表面看似乎差不多，而且，基本沒有什麼官方當權派來與造反派發生硬頂情況。因為，中央對保衛文革路線的強調態度，比一九七四年王洪文講話時的情況，更加鮮明。甚至，毛澤東的講話與中央的文件中，都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鮮明觀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而使造反派與「走資派」的鬥爭，更加有了理論上的合理根據。但是，奇怪的是，這一次，整個地方官方當局，反而卻沒有發生像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初的那種惶恐。雖然，沒有當權者公開反對造反派，然而，對造反派的種種要求，卻採取了一種裝聾作啞的態度，你批判也好，貼大字報也好，開會衝擊也好，他們反正整個兒就是消極抵制。在省、市總工會的指揮與組織下，造反派先後召開了三次有數萬人參加的「批鄧反右、促（省委書記）張平化轉彎子」大會，張平化及省委領導卻始終不予正面明確表態，最多也只是敷衍，但是各級權力機構，卻仍由他們在執掌，弄得在野的造反派們毫無辦法。最後，造反派頭頭們只好決定由中央委員唐忠富帶幾個人，到北京去向中央及王洪文匯報、告狀，以爭取中央訓斥省委與張平化。
當時，中央雖然喊著要「批鄧」，卻並沒有指責張平化，也沒有能公開對湖南造反派予以明確支持。張平化則始終對造反派採取了一付不頂也不理的態度：造反派集會貼大字報，省委基本不打壓；造反派要張平化表態支持同意湖南批鄧反右運動的事，張則只哼哼哈哈，講一些中央報刊上的大道理，具體卻不談。對此，造反派們當時對張平化是非常不滿的，如果能夠允許打倒張平化，大家也會願意的。
可是，奇怪的是，後來我從《劉順元傳》一書中，看到一個內容，是文革後，中央有個部門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關於對湖南省委張平化等人的評價，之中，卻說什麼：「前任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一九七三年回湖南後，步步倒向造反派，離開湖南時未作檢討，幹部群眾反映普遍強烈。」
不知這個結論是如何來的？作為一個曾與張平化「對著幹」的造反派，公道地說，我認為這個評價是冤枉了張平化。
一九七三年張平化重回湖南工作後，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中，哪有什麼「步步倒向造反派」事囉！張平化當時沒有鎮壓造反派，不是他不想，而是當時的中央不想；可是，他從思想上行動上，都是沒有倒向過造反派的。雖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省委允許為一些造反派頭頭平了反，允許一些造反派骨幹入了黨，那顯然不是張平化的本意，而是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使然。你想，連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都可以由造反派頭頭王洪文來擔任，那在地方上讓一些造反派頭頭入黨，又怎麼不是「大勢所迫」？但是，張平化在一九七六年硬著頭皮在頂住造反派的批判、在等待一件大事的發生，則的確又是事實。所以，當時湖南造反派高層頭頭們評價張平化時是說：「這個平化老倌，表面哼哼哈哈，內心實際卻恨不得能將我們造反派一腳踩到泥巴裡，真是一個老狐狸！」的確，一九七五年五月批派性時，張平化就立即主動將時任鐵道部長的萬里請來，在湖南株洲的鐵道部直屬田心機車車輛廠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派性」大會，在那會場中，鐵道部長與省委書記一唱一合，就將田心機車廠的幾個造反派頭頭批得灰頭土臉，進而藉此在全省大造輿論，大力批判造反派的派性——也就是所謂「造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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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與前二次文革造反形勢不相同的反常局面，我與龐達明、聶常茂等人經常予以研究分析，希望找出能解讀形勢的鑰匙。但直到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垮臺後，我們才逐漸明白了：原來張平化他們在等這一天的到來！因為，對於毛澤東的病危情況，實際上在省以上高層的黨政領導人中間，早在幾個月前，就已暗中知道了，而到七月份時，中央辦公廳甚至還發了專文，向省級以上黨政領導秘密通報了毛澤東病重的情況。所以，無論造反派怎麼鬧、怎麼促，他們就是不動聲色，既不「轉彎子」，也不搞對抗，只是耐心地等待一件事情的結果，即等待毛澤東的病危變化結果。如果，毛澤東像一九七一年那次病危時一樣，又化險為安，那末，他們就會按華國鋒打招呼講話精神等中央指示，大力認真「轉彎子」而批鄧、而支持造反派的活動；但若發生了另一種情況，則也就是另一種處事之態，即後來發生的歷史那樣了。
可憐造反派們天天喊著擁護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然而，毛澤東的中央卻沒有任何人向他們通報一下當時真實的嚴峻形勢，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