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些事，的確能讓後人不可思議與困惑。例如，像「批林批孔」這場明明是高層清查林彪集團問題的運動。怎麼就會變成了底層造反派的又一次「盛大的節日」呢？
看來，就像整個文革之所以發生一樣，無疑是上面有上面的某種想法，下面有下面的某些要求，二者正好結合了，於是形成了一個起因並非單一的合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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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們，以為文革運動就是一派觀點對另一派觀點，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實，這是個誤解，事情遠不是這樣簡單。實際上，文革中發生的情況，既複雜交錯，而各地發展也不平衡。更特別的是，對於文革的理解與訴求、願望，上面與下面，往往想的是兩碼事，而僅僅只是在運動的某些過程形式上，好像顯得是追求的同一個東西。
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極鮮明的體現了這個道理。
在高層，批林批孔，一則是為出現令人尷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後的補救說法，以證明林彪是如何打著紅旗反紅旗，才欺騙了世人的。二則也是對於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復舊體制者，從理論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會底層，受壓數年的造反派則利用這次高層「反復舊、反倒退」的機會，利用上海的王洪文這個造反派頭頭居然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別情況，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大反擊，從而達到了又一次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現在很多人以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為一支產生於文革、也擁護文革的特別政治勢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盡了榮華，抖足了風光。然而，歷史的真實，卻並非如人們的想像，很多情況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從整體上講，給予造反派的苦難，遠遠多於風光。除上海那個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省（區），自從中共「九大」後，隨著「一打三反」與抓「五．一六」這二個運動的進行，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們便先後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壓的境況，文革初期他們曾被戴上過的「右派」、「黑幫」、「小鄧拓」等政治帽子，相當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壞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專政對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運動而產生的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依然在行使權力，但它的構成，只剩下了「三結合」中的軍隊首長與原地方領導幹部，而已將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並且，也是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對造反派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
可以說，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後，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張春橋、姚文元特別庇護而能持續掌權外，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卻先後陸續被整肅而垮臺，至一九七四年初開始進行「批林批孔」運動時，已陷苦難泥潭長達三、四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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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結反攻，以求獲得再次翻身的行動，是從當時實際主政湖南的卜占亞因林彪問題而下臺並受到批判的時機，予以開展的。
「批林批孔」運動之前，尚只是「批陳（伯達）整風、批林（彪）整風」運動，而且也尚只局限於省市級的黨政官員內部層次，與下面的老百姓沒什麼關係。但是，湖南的造反派們卻從中看到了藉此使自己得以改善處境的機會，因為，曾經在這幾年負責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卜占亞，在「批林整風」中倒了台。
身為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一職仍由已調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兼著），原是一個軍人，他的一個重要的身份，即為廣州軍區副政委。而就是這個大軍區副政委的身份，讓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線上的人，在林彪事件後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牽連。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為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人，跌入了災難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職務，並對他進行審查。
卜占亞出了問題，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連、上聯下串的運動形式慣例，一九七二年底開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風」運動，便演變為了「批林、批卜」運動。而當一九七四年初，全國性的「批林整風」轉變為「批林批孔」的大規模運動後，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轉為公開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亞」活動了。
在湖南省會的長沙市做了較長時間的市革委會主任的景林，也是軍人，他是省軍區的副政委。當時，省、地市、縣革委會的一把手，大多是軍隊幹部，所以，人們對卜占亞、景林這二位省與市革委會的頭頭，平日不論是開大會作報告，或是私下談及他們二位，都是不稱「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稱之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為，卜占亞不可避免是景林的親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輿論，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號，擴展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將求翻身而再次造反鬥爭的鋒芒，重點放在了卜占亞與景林這兩位「副政委」身上。
當時，已沒有什麼造反派群眾組織了，原來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在成立革委會前後，早已被解散了。那麼，造反派們是如何集合而來再次進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將各單位的原造反派積極分子骨幹分子匯集起來，重新聚集為一股強大的政治活動力量。第二，則是再次讓大字報發揮輿論作用，以呼喚與聯絡造反派成員、影響「批林批卜」的形勢、並藉以公開向中央傳遞造反派的信息。
這個合法的組織形式，便是利用了一個名為市「工代會」的組織，並在實際中，使市「工代會」變成了一個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謂「工代會」，全稱叫「革命工人代表大會」，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組織時，按中央指示，將工人造反派都統一納入到新成立的「工代會」，以便將來取代文革前的「總工會」，使「工代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工會組織。所以，儘管解散了所有的群眾組織，也經過了「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的運動而整肅了所有的造反派，但這個「工代會」機構卻仍保留下來了。不過，由於因應如何將「工代會」代替工會的操作辦法與政策，中央一直沒能夠下達，因而，這市「工代會」無事可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幾乎所有的人都忘記了，而僅僅在市革委會大樓的後面不遠的一條小街上，留有二間臨街而不大的辦公室，掛著一塊小小的「市工代會」簡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員守在那兒。
一九七二年底開始，這二間小小的市「工代會」辦公室，漸漸成為造反派們悄悄串連聚會的場所，一些原來有著省或市的革命委員會常委、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的工人，也不時地出現在這兒，向到場的造反派們傳遞有關「批林、批卜」的信息，並發佈一些秘密行動指令。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造反派頭頭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這「工代會」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員什麼的。因而，他們便能藉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順地集合到了這個小小的「工代會」辦公室，將這裡變成了進行再次造反活動的「司令部」。
與此同時，大字報也上街了。當然，大多是造反派們所為，主題是批判卜占亞與景林，稱他們為林彪路線的在湖南長沙的代理人，內容則將他們整肅造反派時發佈的指示與講話，抨之為「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
由於有「批判林彪路線」這個旗號，加上當時對於卜占亞的問題，是由上面「端出」而並不是由群眾揭發出來的，因此，對於造反派們的這次反擊，省市委與省市革委會的當權者們便不敢隨意鎮壓，而任憑造反派暗中串連與大字報公開上街。加之，畢竟文革初期那次由於鎮壓學生紅衛兵而後導致了他們挨批的情形，依然記憶猶新，在中央沒有對這類問題處理的明確指示下達前，他們顯然會認為，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旁觀而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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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我也是市「工代會」那二間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時，都想到那兒去看看、聽聽，有時也與省市級別的造反派頭頭們，討論對時局的看法與應採取的行動措施。在那裡，我是一個最年輕的人。因為，各單位造反派工人的頭頭們，當時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齡了，而我卻只有二十齣頭不遠，所以，在「工代會」聚會的造反派，都以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學紅衛兵。我告訴他們，我已是一個有著八年工齡的工人，並且曾在幾千人的公司擔任過革委會副主任時，大家都有些驚訝。因為，他們都看到過我在這段時期所寫所貼的大字報，於是便視我為「會寫文章」的知識青年，也誤認為我是一名前紅衛兵。畢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僅以普通成員參加「青年近衛軍」那件社會活動之外，我大部分時間都只在本單位搞造反，與省市級的「工代會」頭頭們基本沒有多少往來。
我寫的並貼在了市委大樓外牆上一份名為「怎麼辦？」的長篇論文大字報，當時曾引起過很大的轟動，每天都有幾千人圍觀，並且還得到許多觀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報實際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擔任省委書記的張平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