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五．一六」運動，也是文革中一件離奇的事。可以讓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鬧造反，但那幾十個狂熱極左紅衛兵的活動，卻不知何故，竟然導致了中央高層長久的關注，而且，為此事還在全國範圍內搞得沸沸揚揚，並累及了那麼多無辜的人們。特別是國內形勢已趨向平靜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卻仍又在全國掀起清查運動，而且其聲勢更大、範圍更廣，真令人莫名其妙。
※※※
「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我獲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廠裡繼續做我的機修工。可是，沒幾個月，又來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也是中央指示的。
所謂「五．一六」，起始不過是北京一個只有幾十名激進「極左」、有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傾向大學生的紅衛兵小組織，他們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在北京貼出了一批「砲打周恩來」內容的大字報與傳單，爾後又在北京鋼鐵學院其「五．一六紅衛兵團」總部裡召開過有幾名外地同觀點紅衛兵參與的部署「砲打」的會議，會上，又搞了一個籌備發展其組織的成立各路「方面軍」（仿效紅軍時期的「方面軍」建制）的人員名單。其實，那名單上的各個「方面軍」，也就都是只幾個、十幾個紅衛兵成員而已，如其所謂「第八方面軍」成員，則不過就是串連到北京偶而參加了「北鋼會議」的長沙市一中幾個中學紅衛兵。
在文革中鬧造反與紅衛兵活躍時期，那些什麼「司令部」、「戰團」、「兵團」之類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多部份，其組織成員往往就只有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風，三個人一起就敢稱「兵團」，五個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這所謂「五．一六紅衛兵團」也就這麼回事。
然而，後來毛澤東對「五．一六」公開砲打周總理一事，發了幾句話，指責了「五．一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姚文元又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反使這小小的「五．一六」在全國有了點名氣。
而在實際中，這「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十名成員，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張貼砲打周總理的大字報時，就被中央指示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並將那些學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關了近一年時間，讓其悔過認錯後，才先後予以釋放。因此，這貨真價實的「五．一六紅衛兵團」，其壽命也就這麼幾個月。
然而，北京卻還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關於這場抓「五．一六」運動的起源與終結，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一書中說：
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市裡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是「五．一六」一起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卻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章含之教毛澤東讀過英語。毛澤東當時對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周總理出面去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到極右。
以後又有一次，汪東興找吳德去閱看毛澤東對市裡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上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澤東在旁批寫道：這就好了。
這一來，謝富治很緊張。
這以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項目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六月二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二十三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
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上包括了「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在內，也就是所謂「三指向」者（運動中矛頭曾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革命委員會的人）。攤著一項，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論了。
「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問題。
「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要求進行清查和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幕後操縱者。毛澤東指定吳德任抓「五．一六」的辦公小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
但是，開了若干次小會，也沒發現有什麼登記表和組織情況等線索。
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
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要復辟。毛主席把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帳。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起來了。但一開始可不是那樣，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大的報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謝富治出面召集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極左四十天。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
◇
上述吳德的書中，將中央關於「五．一六」問題的來龍去脈，基本說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問題是，這個什麼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起，為何要折騰幾年？中央也為此在幾年中，經常有這個問題的指示文件下達，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還再次由毛澤東批示，發了一個十三號文件，搞這件事。並且，中央還又建立了一個「五．一六」項目聯合小組，繼續清查。雖說強調清查的重點是在北京，實際上，這個運動已在全國所有地方展開。
※※※
到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根據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各行各業包括軍隊在內都不例外，無處能免。結果，那場運動在全國「清查」揪出了數以十萬計的「五．一六分子」。而這些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紅衛兵團」為何物的無辜者。而之所以被當成「五．一六分子」，則完全是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為體現自己在執行中央指示，而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再戴上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為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有問題」者，都往裡「裝」了。
※※※
長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一開始，棒子就又一次落到了原造反派骨幹的人們頭上。因為，「五．一六分子」的來由，是以「造反」、「紅衛兵」與「砲打」之類特徵構成。於是，原來被弄進過「一打三反學習班」的許多造反派分子，又一次成了被審查對象，那些被審查的內容，也無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情。
自「一打三反」運動結束，我獲得自由，回機修廠上班工作後，不到半年，又成為了公司與廠裡專案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對象。這一次雖然沒有辦什麼「班」了，但暗中對我的所謂「內查外調」則又開始了。後來知道，這次重點，是查我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什麼聯繫。因為平日，我在廠裡說到文革紅衛兵的事時，什麼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什麼首都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況，都能說得出，而單位那些黨團骨幹與政治積極分子們對此卻又那麼陌生，他們也從來不會知道，也不會認為，那些情況是能從紅衛兵小報、傳單等資料中，就可以獲知。
查了一段，自然沒查出什麼他們需要的東西。但當時，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升級，到處又是轟轟烈烈的大標語，宣傳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將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出、而換成由文革前的黨支部成員與政治骨幹分子組成的廠革委會，也在廠裡搞了幾次批判大會，讓我與侯川江等再次成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內容，則仍是「一打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