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朋友戲問：原來造人家的反，後來則被秋後算帳，感覺如何？
其實，既是搞什麼階級鬥爭，你批了別人，現在別人也來鬥你，這雖有點痛苦，但卻屬正常，是「禮尚往來」嘛！思想上還能想得通，精神上也能忍受。最讓人難過的問題是，這下令搞「一打三反」運動的，卻竟是那號召我們造反的同一個中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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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春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使湖南省的造反派遭到了全軍覆沒的厄運，所有的頭頭與骨幹分子，無一例外的都陷入了挨批挨整的境況。
至今，我都沒弄清，中央當時為什麼會搞這麼一個幾乎會置全國（上海以外）造反派於死地的運動？而這造反派，卻又是當時的中央與毛澤東主席所號召發動起來的勢力。
那一年年初，中央下發了三、五、六號文件，都是搞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指示。
所謂「一打」，是指打擊反革命活動；「三反」，則是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而那運動的重點，或者說那運動實際進行的重點，卻是「一打」，而且，在各地悄悄地演變成「打擊造反派中的壞人」，甚至實際延伸為「打擊造反派的骨幹分子」。但，什麼是「造反派中的壞人」呢？在進行中，也就實際成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即一切與文革前的標準不符的行為。什麼武鬥與打人啦，蓄謀造黨委的反啦、奪權啦、無政府主義啦，還有就是讀馬列主義書籍的可疑行為啦，等等。
總之，那場「一打三反」的現實，其受打擊者，主要有二：其一是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第二，則是所謂「歷史反革命」人員，即解放前的國民黨舊政權中的黨政軍警特人員。造反派是活老虎，歷史反革命則是死老虎，所以，在實際運動中，重點便主要打在了造反派分子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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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後不久，形勢確如龐達明所估計，上面的輿論一天一天於造反派不利了，而清查造反派問題的輿論，則越來越強烈，長沙市的大街上，經常有歡呼某某單位揪出了某造反派頭頭的標語出現，而且還說，揪出了那個造反派頭頭，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又一豐碩成果」云云。
組織進行「一打三反」運動的人，當然就是以軍隊負責人為首，加上「補台」——即革委會成立後又指定新成員再補充參入革委會——進入了各級革委會機構的原領導幹部，及原黨團組織骨幹人員。所謂「三結合」即解放軍代表、領導幹部代表與群眾組織即造反派的代表，共同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慢慢便不再有造反派代表了，而將他們一一掃地出了門，並將其關進了各類「學習班」進行反省，有的甚至被關進了監獄。
「一打三反」運動的威風，可以說是「殺」出來的。這個「殺」，有二重含義：一是確是真正的殺人——一九七○年的二、三月間，長沙市就連續搞了二次大型「公判大會」，組織了幾十萬人聚會觀看，共判處了三、四十名死刑者，第三次，在三月十七日那天，又擬殺掉幾十名，幸虧在行刑的前一夜，中央來了緊急通知，不讓這樣大開殺戒了，才停住了。第二，則體現在宣傳輿論上。那時，市革委會的機關報連發數篇社論，歡呼「殺得好！」，說「就是要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那被殺者中，造反派的頭頭與骨幹分子有一些，罪名基本是武鬥致死了人。另外的則是一些以言治罪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原省委機關報社中的一九五七年打成的右派分子。
雖然被殺的人，並非全是造反派，而且其中造反派分子所佔比例很少，但由於殺這些造反派的理由罪名是文革中的事，而並不是什麼歷來意義上的「反革命」罪行，所以，對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鼓勵了原保守派人員對造反派的反攻。實際上，正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完成了將造反派成員幾乎全部從革委會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員補台入內的權力機構的組織人事變動。
「九大」之後，我雖仍被留在了公司機關內，也仍在革委會人保組內，但，卻已遠非往日的環境與氣氛，原造反派的身份，則使我在那裡已無法溶入人事與工作之中。昔日的黨、團幹部陸陸續續被調進了機關，他們大都是原來的保守派，自有他們原來的圈子與觀念，對我這個已無形下臺的革委會副主任，已沒有了多少顧及。承蒙我父親的中共老黨員的情況背景，使他們尚還能容我幾分，或許也抱有幾分能改造我能過去之意，故不致公開為敵。然而，我卻再沒有興趣在那兒待下去，也無法待下去，每天到機關見到那些面孔，便很難自在。
於是，我自己向新人保組的負責人辭職，回到了我原先的下屬單位——公司機修廠，並仍做了名機修工，又重新拿起了鉗工工具。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我確對其非常反感，認為是一場整造反派的復辟。單位裡，有保守派人員知道我的看法後，便將幾張類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語，故意貼到我所在的工作間牆壁上，讓那標語醒目地對著我。我畢竟年輕氣盛不黯世事，立馬被那明顯衝我而來的標語激怒，於是，嘩嘩嘩將那幾張標語一把撕下，搡成紙團，丟了。
雖然，像我這種身份的人，在那場運動中，是絕對難於逃脫挨整的命運的。但，應該說，確是由於我的這個衝動，讓我做了那運動的第一批靶子。公然對抗運動的罪名，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頭上，整肅的鋒芒也第一個朝我砍來。
二月十九日，下午，全廠部分職工被通知去公司禮堂參加一個大會。廠革委會一個委員通知我，讓我也去。我說，不想去，那個委員就說：你原來也是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做過我們的領導，怎麼好不去參加公司大會呢？影響不好吧？我一想，也是，應該去，別讓人說我人品的閑話為好。
到了公司禮堂，大會還沒有開始，我就到處轉轉，想找找公司其他單位的熟人說說話。其間，我發現，廠保衛組的三個人竟跟著我轉，我走哪，他們跟到哪，上廁所也跟了進來。我感覺有些不對，便問那幾個跟我的人：「你們跟著我幹什麼？想搞什麼名堂？」那幾個人卻只笑笑，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但，他們卻又並不離開，仍跟著。我心一橫：跟就跟吧！我又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你們手裡！怕你個鳥！
誰知大會開始後，頭一項內容，就是由已取代革委會執掌公司權力的公司「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宣佈一個決定：將我及其他十五人予以停職隔離審查！
不等這個決定宣佈完，那三個跟著我的廠保衛組人員，便立即將我圍住，二人一左一右夾住我，另一個則扯住我的衣背，讓我無法自由動彈，並讓我跟著那其他的十五個被宣佈審查者一道，由手執紅白兩色油漆相間木棒的「工糾」（當時各單位民兵組織尚未恢復，當局便組織了「工人糾察隊」替代，簡稱「工糾」）隊員押著，離開了會場。
停職審查的地方，是公司下屬的一家旅社，已經停業了，專用作公司「一打三反」運動的反省室。
我們十五個被宣佈「停職反省」的人，全被押到了這兒，並且，被告知：從此時起，我們沒有了自由，每人一間房，一張床，一張桌子，由十多名「工糾」保衛人員輪流看守。沒有公司「三號辦」（當時普遍成立的負責「一打三反」運動的專門機構）的指令，我們都不能走出各人所住的房間，而只能在房內「閉門思過」反省，同時接受「三號辦」人員的審查。當然，我們十五個人之間，也不能互相聯繫與談話。
我到這「反省」後許久，思想上還沒有適應。雖然，看到外面那形勢，也想到過，像我這樣的造反派，既是公司的頭頭之一，又參加社會上很多造反派的活動，特別是還拿槍桿子參加過武鬥，在這場「一打三反」運動中，挨整的可能性會很大。但是，一旦這件事來臨了，心中也還是很茫然，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過去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中央號召造反派們應做的嗎？那「文攻武衛」不是江青號召的嗎？為何真要整我們？！
二十歲的我，由於有這樣的思想情緒，故雖在「反省室」，脾氣也仍很不小。加之，我做過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也是這十五個被反省者中有過最大職務的人，因而，「反省」的前幾天，那些原來是保守派成員的「三號辦」的人，都不敢隨便同我講話，而是小心翼翼，也儘量不觸發我，而任我大發牢騷與爭辯。
但是，隨著市裡面「一打三反」形勢的日益嚴峻，特別是一次開宣判大會，就宣佈殺了三、四十個人，而其中也有造反派分子時，公司「三號辦」的人對我的態度也就越來越惡劣，連我的父親要來探視我，他們都不允許。
在「反省室」，我們被「三號辦」命令寫「反省」。
「反省」什麼呢？就是讓你寫文革中，你都幹了些什麼事。
文革中那麼多事，都寫上，那豈不會寫成幾大本書？有人對「三號辦」的人說。
「三號辦」的人指示：那就寫重點。第一，武鬥、搶槍、打人的事；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