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九大」是文革路線的頂峰之際，但當時，我們卻真真切切反而開始朝倒霉的方向轉折了。實際上，發動文革與參入文革的人們，其思想與經歷的軌跡並非都相同，而是各有各的情況。基層老百姓被捲進「造反」的人，與高層發動文革的人，其實想法目的是不一樣的；只是有時在文革某一階段，他們行進的思想，重疊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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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毛澤東檢閱與慶祝文革勝利成果的一次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文革路線被再次肯定和頌揚，而高層的文革路線領導人（包括林彪軍人集團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文人集團」）都一一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甚至像王洪文、王秀珍這樣一大批因造反而執掌了地方權力的、在文革前卻僅僅是一般工人或小小基層幹部的人，也當上了原來令我們老百姓只能仰視的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切，不僅使我們歡欣鼓舞，認為從組織路線上肯定和保證了文革與造反的勝利，這樣我們造反派便從此可高枕無憂，不用再擔心被原來的當權派打成什麼「反革命」、「右派」之類了；甚至我們還以為一個「新紀元」開始了，而我們這些造反派則是這個「新紀元」中的有功之臣、「開朝元勛」。不然，僅僅只造了二、三年反的王洪文等人，為何竟可以當上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的「大官」呢？而這是人家老紅軍通過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冒過無數次的槍淋彈雨九死一生後，才有可能獲得的地位呀！
現在國內外很多研究或描寫文革歷史的人，大概也像我們當年的認識水平，以為造反派在「九大」後都變成了新的權貴，執掌了芸芸眾生的命運，享受了新官僚的榮華。所以，至今為止的一切反映文革造反派的文學作品和電視電影中，造反派們都成了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耀武揚威並得意洋洋的傢伙。
而實際上，「九大」竟成了一個轉折點。
自那以後，造反派的厄運便一個接一個的開始了。在全國，除了上海造反派情形的特例，除了一些頭面人物如王洪文、王秀珍及各省有中央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之外，「九大」後不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造反派們便先後開始一一被趕下了權力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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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是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成立的。它的成立，標誌著文革奪權的成功：由市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原中共長沙市委與市政府（人民委員會），而成為了全市政權機構。
市革委會中雖然有相當多的造反派代表，如市革委會四大辦事機構——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辦事組——中，其副組長都有造反派代表。但是，組長們卻全是軍人，由支左部隊派出的解放軍軍官擔任。市革委會的主任也是一名軍人，十來位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大多也是軍人，或原老幹部，造反派代表則只有一名工人與一個農民。
實際上，從省與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人員構成中，也預示了造反派們的好運，是走到頭了。
在中共「九大」中，湖南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也做了中央委員。這件事開始確也令我們造反派們高興了一陣，大家都想，既然造反派都進了中央委員會，那造反派的的確確是革命派的結論，不就像鐵鑄一樣硬梆梆的了嗎？什麼「右派、黑鬼、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就從此將被扔進太平洋，而永遠與造反派無關了嗎？
然而，美夢還只剛剛開始，厄運就已臨頭。
「九大」召開那天，市內各單位紛紛組織了慶祝遊行活動，是市革委會統一佈置的。其實，就是沒有市裡的佈置，各單位也都會自發慶祝。因為，自文革開始，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中央的重要精神發佈，下面單位就都要組織一番歡慶。這迎「九大」的活動，更是搞得早搞得久，在「九大」召開前的大半年中，各種迎慶就已有準備，專門的迎「九大」歌曲、舞蹈，早就被教唱、排練了。有一首迎「九大」的歌，傳唱很廣，至今還能記得幾句：「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們放聲來歌唱……」
我們公司革委會也組織舉行了慶「九大」的遊行，帶著幾千名職工打著紅旗，扛著慶祝「九大」召開的紅布橫幅，敲著鑼鼓，熱熱鬧鬧到街上遊了幾圈。只是，龐達明、楊金河與我，都不可能想到，這是我們組織的最後一次群眾遊行活動。
「九大」後不久，市革委會派來了一個工作組到我們公司，說是作精簡機構的調查，領頭的是一名身著軍裝的團職軍官。但他們一到公司，卻不理會革委會，而卻到處找人秘密談話。
公司革委會的正、副主任們都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道這個市革委會的工作組要搞什麼名堂，但大家又不敢問。因為，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內查外調，已成了一件常事。被調查者，最好是做出一副「心中無冷病，大膽吃西瓜」的態度，否則，人家反而會更懷疑你有什麼問題的。
與此同時，大街上不時張貼了一些大字報與標語，宣佈某某單位的某某原造反派頭頭，被撤消其擔任的各種革委會（從省、市革委會到基層單位革委會）內的職務，被宣佈已將其隔離反省，甚至被宣佈進行逮捕，關進了監獄。
因為什麼問題呢？
大多是武鬥中的事。或指控其指揮了某次死了人的武鬥事件；或指控其是殘暴的打人兇手，並毒打過多少多少黨員團員；或指控在武鬥中打死過人，或指控其是在武鬥中批准了殺害保守派「俘虜」等。還有一些，則是或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問題，便說其是混進新生的紅色政權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揭發其文革前就犯過什麼錯誤，不能做革委會成員，等等。總之一句話，是逐步將文革前的或正常狀況下的人事標準，又當作了衡量革委會成員的尺度。
在戰爭時期，一個解放軍戰士若是在作戰中打死過多少敵人，那是要做為戰功來獎勵的。文革中造反派的武鬥參加者，開始以為自己也是如同解放軍，是在響應中央「文攻武衛」的號召，便在武鬥戰場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武鬥，還爭著去送死，有的自己也確亡命於武鬥中。誰知那結果，後來卻是，若是知道你打死過人，則就是成了罪行，那就要請你坐牢、判你的刑，甚至還要被槍斃的。
一家街道工廠有一個在長沙市頗有名氣、外號叫「玉米大王」的造反派頭頭，首當其衝，被撤消其區革委會副主任職務，並以策劃武鬥殺人兇手的罪名，關進了監獄，判了十幾年的刑。
一家國營大電機廠的革委會委員李某，被人檢舉說，該廠一個保守派幹部的死亡，是李某指使打死的。於是，李某被撤職、入獄，鐵鐐銬了幾年，差點槍斃，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宣佈是冤案，予以釋放。
最讓造反派們關注，也讓我產生了焦慮的是，我原參加過的造反組織「青年近衛軍」的頭頭「海司令」，也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以殺人罪，給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監牢，進行審查。
那時，我們公司楊金河剛剛新婚，他的岳父原做過一段國民黨時期的小警察，因此，也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說他階級立場有問題，是「向國民黨投降」，不應再做革委會副主任。
原以為只要是有中央指示做的事，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功臣；原以為造反派就是新幹部，是文革新時代的元勛，可是，風向卻在悄悄地的變化了，讓人感到，判斷事情的是非標準，又開始復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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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了一些小道消息，說是要將我們公司與另外一個商業公司合併，並且要調整公司革委會的組成人員。
很快，小道消息得到了證實，我們公司與那個商業公司合併，改為市綜合公司，兩個公司原有的革委會全部撤消。於是，我們公司革委會成立不到一年，便不復存在了。我頭上的這頂「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職銜，僅僅戴了幾個月，也就在所謂機構調整中，悄沒落地。
新的綜合公司革委會暫不成立，而由市革委會任命的一個七人領導小組負責管理公司，那個工作組的正團職軍官，便擔任這領導小組的組長，兩家公司原來的革委會成員，只有二人進入了這個新的領導機構，雖說也是造反派成員，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黨員、幹部身份。我們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五人，則全部下臺。其中，原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章忠全，先是被調去學習，幾個月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又將其貶到市裡一個汽車停車場守大門。龐達明、楊金河則被下放回原基層單位做工人，另一名劉姓副主任，因原是機關幹部，便發配到市革委會辦在外縣的五七幹校。我雖被留在公司機關，仍在人保組，但沒有任何職務，新調進一個原做過保衛科長、參加過保守派組織的幹部，做了臨時負責人。
之所以沒讓我回機修廠當工人，而留在新公司的人保組，我想，大概是因我年輕，又是家庭出身好，尚可考慮做「革命接班人」的緣故吧。但是，為何又要撤消我的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