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們做了那「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說來真是「可憐」，雖然從理論上（任命與撤消此職的文件之時間）說，擔任此職名義上有七、八年，而實際上真正在位能行使權力，先後斷續總計不到二年的時間，幾乎來不及做什麼，沒多久就不停地陷入政治反覆之中。那事對我唯一的好處，只是讓我歷經了許多一般人難有的豐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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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是一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以前在部隊搞政治工作，轉業後到我們公司擔任黨委書記。他是一個心腸善良、毫無野心但文化程度很低的領導，而且，顯然他還遠沒有適應地方工作的靈性。選擇他作為「三結合」的對象，既是支左部隊老喻他們的考慮，也是我們造反派特別是龐達明他們的決策。
龐達明比我大十歲，亦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我們的大哥、長兄，然而，他在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考慮問題，工作能力都遠遠在我和楊金河之上。他原是「勝利」攝影社的一名攝影師，造反後，由於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自己又能言善辯兼有氣魄，並擅長組織，因而，他自然成為了公司「工聯」組織方面的頭頭。在社會上「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造反組織有一些分歧時，我、楊金河和龐達明亦免不了有略許不同政見的爭執，但他並不由此而攻擊我們，相反，在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之時，是他在人選問題上，堅定了支左部隊老喻的選擇。
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被我們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當然，他獲得這種地位的前提，是必須支持造反派，至少，在公開的場合，要有這種表示。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則被列入了「走資派」的另冊，被我們宣佈予以「打倒」。不過，這個所謂「打倒」，也就是不讓他再在公司領導機構中有任何位置，同時命令他下到公司屬下的商店去做普通工人的工作，至於他的黨籍、幹籍、黨委副書記的薪水，仍一概未動。那時，中央從來沒有下達一項要如何處理這些被我們造反派宣佈打倒了的所謂「走資派」的政策，造反派也不能擅自處理這類事，所以，所謂「打倒」，只是一時不讓他們掌權了，暫時擱著，原封不動。至於黨籍，那時除中央與軍隊系統以外，全國基層的黨組織都停止了活動，所以，原則上既沒誰能加入黨，也沒有哪個「走資派」會被開除黨籍。工資呢？那時，造反派頭頭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陞官不發財，糧食還要減下來。」我原來是工人，按國家規定的工種口糧標準每月可以有三十五斤。當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則只能調為二十七斤的所謂「幹部口糧標準」了，但工資卻誰也動不了，因為中央早就下了文件宣佈文革期間凍結所有人的工資，均不升不減。所以，我做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也仍然只是每月二十元的學徒工資。楊金河、龐達明他們每月也不過三、四十多元。但，不再做黨委副書記的「走資派」江山，口糧可以因為下放做工人增為每月三十五斤，而他那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資，則照拿不誤。
當然，在精神上，江山和我們則是完全相反的感受。我們即便沒有什麼物質上的得利，但，我們覺得自己是勝利者，有了這一點，生活水平再下降些，我們也不會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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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公司的造反派為什麼要打倒黨委副書記江山呢？
江山是解放後入黨的領導幹部，沒有任何歷史問題，又只是公司的二把手，為何要將他作為「走資派」而打倒？
我想，應該是這麼幾點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文革中「現行問題」。江山雖然對我們造反派也不取公開對抗，但卻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的舉動，而只是隨大流，任我們造反派如何就是；然而，他與公司內的保守派方面的人士，聯繫卻非常密切。當然，這種聯繫密切，就並非硬有什麼反對造反派的活動，而多是原來上下級工作關係的所致。但是，公司保守派的種種反對造反派的行為以及江山與他們的關係，卻不能不使我們造反派對其猜疑，而將江山列入「保守派」後臺名單。加之，黨委書記章忠全卻是明確公開「亮相」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相比之下，江山自然難逃造反派攻擊。
第二，江山雖只是第二把手，可是他在公司的資歷，比後來從部隊轉業來的章忠全要深，而且，江山也算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他的工作能力遠比章書記強，章的文化很低，身體又不好，常休病，所以，公司出面主持工作的實際是江山。既主持工作，所以文革前那些年中，無疑總會或正確、或錯誤地打擊一些人、傷害一些人，積怨不少。文革一來，那些曾受過他打擊或傷害的人，自然要對他發洩不滿，發洩積怨。所以，打倒江山的大字報與呼聲，在公司群眾幹部中，比對章忠全的要多得多。這便成了打倒江山的所謂「群眾基礎」吧。
第三，按中央號召的文革造反運動，總得要有所結果，總得要對當權派們的什麼問題在大字報中搞搞「上綱上線」，總得揪出與打倒一些什麼「走資派」才行，不然，何來體現文革路線的正確與必要呢？我們公司的黨委正、副書記與正、副經理（那時沒有什麼「總經理」一詞，再大的公司，也是「經理」）幾個領導中，休病的休病，「亮相」的「亮相」，而這「走資派」的帽子總得有人戴才行，於是，我們選來選去，覺得只有打倒江山最合適。實際上，他那些什麼「走資派」罪名，積怨問題，並沒有什麼特色，只要是領導、官僚者，包括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十多年中每人都總會積累不少，因此，大字報所說的江山的那些個問題，根本不是打倒江山的理由，但卻是一個必要的砝碼。
實際上，文革中，基層各單位與各地方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其被「打倒」一段時期的原因，大體都是如此模式及原故。
但是，被中央要打倒的那些個「走資派」，情況卻不同。
顯然，中央有中央的「打倒」標準，即是中央自己的「人事異常變動」需要。
凡屬中央管轄的幹部官員，都不是造反派所能想如何就如何了，相反，只是中央想如何，才會如何。例如，湖南造反派，包括老造反派「高司」在內，當初都是一致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可是，搞來搞去，中央宣佈決定的文件中，第二書記王延春卻成了「劉、鄧、陶在湖南的代理人，是湖南黨內走資派」，而沒有了張平化，讓張留在了北京，以後又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又如，湖南造反派們天天喊著要「砲轟、油炸、打倒」的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中央卻只一個指示，就說服造反派，讓他做了湖南省革委會的副主任，而不是被打倒。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了反文革小組的「七二○事件」，因此，全國的造反派都遊行示威，聲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可是，毛澤東卻在事後，又大筆一揮，下令公開稱「陳再道同志」，於是陳再道便沒有倒於造反派之衝擊下，而造反派也就不再喊打倒陳再道了。相反，在武漢「七二○事件」中的文革「英雄」王力，一個多月後卻成了受審查對象，給逮了起來。而文革中雖「打倒」了那麼多高級幹部，但可以說，除了上海之外，沒有一個是由造反派決定能打倒的，而都是中央所定的盤子所致，造反派頂多只是統統地大造了一番「打倒」的大字報一類輿論罷了。文革發生的造反活動，有群眾運動的成份，但從根本上說，卻是被中央文革在「運動」，而不是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能夠是一些在文革中可以為所欲為的真正意義上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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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革命委員會有十五名委員，但，實際上，是由主任、副主任在執掌實權，其他普通委員權力並不大。只是在重大問題需要大家集體承擔責任時，公司革委會才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讓每一個委員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參與決定與否的表決。大多數時間，便是由我們幾個主任、副主任決定處理完事。
龐達明龐大哥實際是我們的核心，忠厚的章忠全主任並沒有統率我們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的規定，非要原黨委負責人在革命委員會中擔任第一把手，那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肯定是龐達明的。
按照省、市革命委員會結構模式，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也是設置了四個職能機構，即政工組、生產指揮組、辦事組、人民保衛組，而將原公司機關的各種科室全部予以撤消，科長們統統靠邊站，而像普通幹部一樣，被我們安排到新的職能機構中，或下放到基層單位去做工人。撤「科」為「組」，當時似乎也是一種革命的象徵，「科長」似乎就是舊官僚，而「組長」則像革命家。
我們四個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則各分管一個「組」。龐達明當然是執掌重要的政工組，我則由副主任兼人民保衛組組長，楊金河兼辦事組組長，另一個原中層科級幹部劉正湘，則負責公司的生產業務，做生產指揮組組長。
大家推選我當保衛組長，大概是覺得我在武鬥期間，是一個喜歡舞刀弄槍的青年近衛軍成員，算是對「武」行當熟悉一點吧。而我，對這個職務開始也是很滿意，雖說，我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