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當時中央規定，「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要「三結合」，要有解放軍的代表參加。但那個「三結合」原則，只是在政府權力機構中才實行，而在企業、事業單位中成立的革委會，則無須軍代表參加，不過，必須有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代表參加，而不能由造反派獨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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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全面勝利的造反派，在大局已定後，便按照中央的佈置，開始了奪權活動的最後階段：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打倒一批冠之以「走資派」帽子的領導幹部，也選擇一批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加上解放軍的代表，造反派便按中央的規定，完成了「三結合」的新的政權結構。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月革命」發源地的「新生紅色政權」，是全國的樣榜。尤其在那裡，「三結合」的政權結構中，造反派的頭頭們，是革委會的統領和核心，是政權的主要領導者，原市委副書記馬天水和解放軍警備區司令，都只能是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的副手，屈居「三結合」中的第二、三位。這，更令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羨慕讚嘆不已，因此，「走上海道路！」是各地造反派頭頭們的心願和追求。
然而，不知為什麼，極力號召與支持造反的毛澤東主席，在「一月革命」後，卻又改變了主意和部署。除了上海之外，中央不再讓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充當首領，而是將其降到第三位。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不是軍人，便是原來那個地區、那個單位的領導幹部。當然，這些領導幹部都必須是擁護文化大革命路線的。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之後，中央直接領導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權，卻並不在造反派手中，中央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出任了市革委會主任、原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等領導幹部，則做了副主任，因而，實際上是由他們這些老幹部執掌了北京市的大權。在全國都赫赫享有盛名的「首都三司」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韓愛晶等，則不過只被封為革委會的「常委」而已，連副主任都沒有份。這個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被造反派稱之為「北京道路」。
造反派頭頭們奪權之後，都渴望走「上海道路」，建立以造反派為主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但，中央卻只讓「上海道路」成為一個特例，而不讓它成為全國的樣板。相反，中央使「北京道路」的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具有了典範和指導的意義，讓除上海以外的各省各地區，都按這個模式組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造反派頭頭們無可奈何，雖然他們非常眼熱上海市造反派們那威風十足的地位，雖然在此以後的七、八年中，直至四人幫覆滅和造反派的全面垮臺為止，他們始終都沒忘記要「向上海學習」，爭取「走上海道路」。然而，毛澤東的權威，誰敢藐視？誰敢不照辦？！因此，奪了權的造反派只好在新政權中「屈居」末位，而且是極不穩定、充滿艱險、幾起幾伏的末位。這種情況，在下面的文字中，讀者將可以品味到一些。
很多關於文革的作品，在談及造反派奪權、掌權後的情形時，都以上海市造反派實際控制了革命委員會大權這一點為模式，想當然的推套到各地各類造反派的頭上，把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也描繪成「抖」了十年威風的新貴。其實，那些作品的撰寫者，並不真正瞭解文革具體發展的歷史，尤其不瞭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命運。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全國沒有哪一個省或地區的造反派頭頭，能像上海的王洪文、陳阿大等那樣，可以耀武揚威的在政治舞臺上連續十年都一直春風得意。不論是北京的蒯大富、山東的韓金海、新疆的胡良才、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夏邦銀、還是湖南的唐忠富、江西的塗烈，廣東的劉繼發、浙江的翁松鶴、江蘇的華林森等等。雖然這批造反派頭頭的政治命運，最終都像王洪文們一樣，徹底完了蛋。但，他們的倒霉，卻在四人幫覆滅之前，早已有過多次，並非像王洪文們那樣，只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算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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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長沙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是解放軍四十七軍的一個師長級軍官。市革委會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全是解放軍代表。有一位文革前便是共產黨員，又是「勞動模範」的造反派頭頭，則在幾把「市革委會副主任」交椅中，坐到了最後席。
接著不久，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也正式成立，自然，在中央批准的名單中，解放軍四十七軍黎軍長擔任了革委會主任，支持了造反派的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則為第二、第三把手。中間還有幾位軍人，包括原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亦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單中，最後是造反派的兩位頭頭胡勇與葉衛東，即「工聯」和「湘江風雷」兩大組織，各有一位。
原省委第一書記雖沒有被宣佈為「劉、鄧、陶」的人，但被排除在省革命委員會之外，被中央召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二書記則慘了，他莫名其妙地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加上「劉、鄧、陶」的代理人與「走資派」這二頂「帽子」，於是被公開點名予以宣佈打倒。一場新的批判劉鄧路線、結合批判原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走資派」的運動，在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便已展開得轟轟烈烈。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欲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的權威。
但是，確定誰是「走資派」，誰應真正在政治上予以「打倒」，職務給予罷官，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喊喊「打倒」的口號，寫寫攻擊性大字報方面，這種權力，造反派們並不擁有。
把哪位省委書記列入「另冊」的真正權力，在毛澤東與中央。
在文革中，沒有哪一位省委書記是真正由造反派「打倒」的。造反派不過是在實質上執行中央、中央文革的意圖而已。有時候，當造反派企圖按自己的意願，欲「打倒」某個省級黨政官員，而中央卻無此指示時，造反派便會遭到中央的制止。
造反派原沒有放在心上欲予以打倒的省委第二書記，竟被中央列予「另冊」的首位，而造反派幹了幾個月，拚命想打倒的湖南省軍區司令，卻由中央圈定為「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對此，造反派們無可奈何只能服從。因為，這些做法，都屬於「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造反派們對這「偉大戰略部署」雖然莫名其妙，但，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都只有服從的份。否則，註定要倒霉的命運，會降臨得更早更快。
貌似氣壯如山的造反派，其為所欲為的程度，其實遠遠沒有報刊電臺宣傳的那樣威風、有力。表面上，造反派好像是歷史上那些可以自行其是的起義者，而實際上，他們卻並不真正具備有獨立性。他們每一個大步驟，都嚴格受制於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受制於中央的每一項規定和命令。當有些頭腦發熱的造反派們沉湎於確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和「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樂觀意境之中時，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曾對這些幼稚的想法，毫不含糊地挑明和告誡了，說紅衛兵不能把毛澤東還是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那些語錄，生搬硬套作為紅衛兵今天行動的口號。顯然，周總理的意思是說，今天的情況與二十年代初中國的局面是大不相同了，那時，是軍閥混戰割據，而今天，已經是有共產黨的領導了，哪怕就是現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在共產黨自己發動和領導之下進行的，所以，一切行動，都必須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而不能搞各自為所欲為的無政府主義！這個意思的大字報與傳單，我曾看到過好幾種，是不同場合下講的，說法上文字也有不同。現在宋永毅所編的那套文革資料庫中，也能找到二份這個意思的講話。其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中，他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那幾句話，連主席自己也想不起來是那裡說過的，後來才有同志說是『五四運動』那時，一九一九年《湘江評論》上主席的文章裡說的。主席說，那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時代嘛，那時我們都是一批愛國主義者，有什麼共產主義思想呀，怎麼能亂引用呢？那裡邊沒有階級性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無產者說這話，資產階級也可以說這話。主席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席是很嚴格的……你亂用他的東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其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在接見西安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學的講話中，周總理再次說了：「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評論》上提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這句話是對當時形勢提的。今後我們不要再提了。」
既要造反，又必須服從。這就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應有的準則。
但，這是一個矛盾。
因此，造反派們從本質上，便註定了自己的倒霉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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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青年近衛軍回到自己單位時，公司裡的各造反組織，已各自取消了自己組織的旗號，聯合成為了統一的造反組織「工代會」。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