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省無聯」與反「三右一風」這二個事件，都是局限於湖南省內的運動，但之中牽涉到的一小一大兩個中心人物，後來，卻各自在不同的領域，都進入了中國的歷史。
少的叫楊曦光；長的便是華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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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那一年的湖南文革過程中，先後有過內容不同的二個階段型小運動：批「省無聯」；反「三右一風」或「砲打三紅」事件。
這二個階段型小運動，與此前的派性爭戰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即雖然造反派們都關注事情的狀況，但實際捲入的人卻不多，而主要是不同意見的那些社會型群眾組織頭頭之間的爭鬥，以及少數激進分子發動的理論大戰。當時，造反派工人的重點，基本都已轉至忙自己本單位的造反事務了，對社會上新發生的爭戰，興趣明顯大大減少。所以，在那二次派性爭戰中，便很少能像前段批判反擊保守派時那樣，經常舉行召集動輒十萬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也較少出現嚴重武鬥與打砸性質的大行動，而多限於以大字報大標語及各種小型會議為形式了。
我不是社會組織的頭頭，當時也已回到本單位做了廠工代會副主任，因而，對那二個小運動，也僅只在思想與精神上關注介入，而無實質性的參加。不過，既處於那環境氛圍之下，總還是多少接觸感知了其中一些人和事。
中央作出了關於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八．十」決定後，湖南的造反派們，自然全都是高興萬分、歡天喜地的。然而高興的後面，也出現了不滿，出現了新的反對派。伴隨著這些新的不滿與新的反對意見，強大的「文攻」新派戰也開始了。
造反派中出現了一批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激進分子，他們從不滿於「工聯」組織頭頭的所謂「右傾」開始——指責「工聯」組織的頭頭在為「湘江風雷」翻案時出力不夠；進而不滿於中央任命的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中，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居於了副組長地位，處於了造反派代表地位之上；特別更指責支持造反派曾很被動很勉強的華國鋒，有人還公開貼出了「華國鋒滾他媽的蛋！」的大標語；更有甚者，貼出大字報說「省革籌小組是中間派和投機分子的聯合奪權」。而在群眾組織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更為激進，認為「革命尚未成功，造反仍須努力」、「文化大革命還僅剛剛開始」，湖南的群眾造反組織尚不應按中央要求先予以解散、後進行以界別組織（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職代會）的大聯合，而要以各原群眾造反組織為基礎進行聯合；同時希望以「湘江風雷」組織為聯合的核心。
這些激進分子的要求，顯然不會被上至中央、下至省革籌小組及「工聯」派系的造反組織頭頭們接受。而「工聯」方面不接受，就意味著長沙市二十多萬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工人不會站在激進分子一邊。就是「湘江風雷」組織本身，以葉衛東為首的高層頭頭，大部分也不敢參入或要反對激進分子的活動，即便他們在心中也許很贊同激進分子的某些觀點。
這些激進分子當時被稱作了「極左派」。對這個稱呼，似乎各方面、包括激進分子們本人也都願意接受認可。
「極左派」當時主要搞了兩件事：
其一，「湘江風雷」等組織中的激進左翼人員與「高校風雷」、「紅中會」等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體的十幾個組織，違逆當時中央號召各群眾組織要按行業聯合的指示精神，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發表聲明（聲明上原印的是十一日，實際七日便對外公開了），卻宣佈由這些社會型組織為單元，聯合而成立了一個名為「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機構，即「省無聯」。還以《湘江評論》的刊名，辦了一個「省無聯」的機關報。
其二，先後組織撰寫、發表了大批「極左派」觀點的文章與聲明，公開了他們對省革籌小組與「工聯」派方面的種種反對意見與對文革運動的看法。那些文章大字報包括有《湖南必須大亂》、《長沙何去何從？》，以及《我們的綱領》與《中國向何處去》等等，顯現希望繼續進一步大搞造反運動的觀點、及時稱「新思潮」的令人很有些驚駭的看法。之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紅中會」組織屬下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齊衛東》與《奪軍權》這兩個戰鬥隊，在八月十二日，張貼了公開「砲打」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與標語，指控周恩來是「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反的黑主帥」。
這兩件事，特別是那些「新思潮」的文章與大字報，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與姚文元等中央高層要人，舉行了一場非同尋常的集體講話。在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等赴京參加「學習班」的人員時，中央高層對「省無聯」及其觀點進行了極嚴厲的批判，當然，也宣判了「省無聯」組織的死刑，明確指其為「反革命大雜燴」。隨後，「省無聯」的一些頭頭與上述有關文章的作者，先後被省革籌小組下令逮捕，隨後，湖南全省開展了一個批判「省無聯」的宣傳運動。
實際上，「省無聯」組織只是一個鬆散的「極左派」聯盟，而且基本骨幹是以大學與中學生紅衛兵為多。有些在「省無聯」成立「聲明」上簽名的組織，包括「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東方紅總部」等，後來其總部都發表聲明，否認自己參加了，說那簽字是總部個別人未經總部同意而所為。「湘江風雷」一號頭頭葉衛東、「東方紅總部」第一把手劉定安、與「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都先後表示了不承認那聲明上的簽字。
據我所知，「青年近衛軍」成員雖然大都同情「湘江風雷」，對「工聯」有反感（因為，我們曾在「九．一九」與「六號門」的武鬥中被「工聯」方面打死了那麼多人），但是，總部頭頭中公開強烈持「極左派」觀點的，的確也就是一位名叫戈枝紫的頭頭，平日，我們都稱他的綽號為「猛子哥」。他不是長沙人，而是湖南郴州來的，他似乎是一個幹部子弟，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不少聯繫，加之他又老是理著一個近於光頭的平頭，因而，有人還懷疑他是一個北京「聯動」分子。
戈頭頭在「海司令」表示了不同意參加「省無聯」組織後，他便學了「湘江風雷」中的「極左派」成員搞了一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的方式，常常以「青年近衛軍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名義，去參加「省無聯」方面的會議。不過，「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確還真是由「湘江風雷」屬下幾個戰團的部分「極左派」人員，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抄封了總部，第二天又宣佈由他們成立了這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還真有那麼一些人參加。可是，我們「青年近衛軍」的這個什麼「軍事管制委員會」，則僅僅存在於紙上，頂多存在於戈枝紫頭頭的筆下，是個虛東西，並沒有人員建制。
不過，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戈枝紫卻很有人緣，他為人隨和熱情，大家都喜歡他，就是不同意他主張的其他頭頭，包括「海司令」在內，都與他的私誼關係很好。對戈枝紫的所為，「海司令」雖然也公開指責了他，要戈「莫在外面亂簽字！」，但卻不像「湘江風雷」總部的一號頭頭葉衛東與二號頭頭張家政那樣，為反對與支持「省無聯」一事，公開鬧得互相如同水火。後來，「海司令」因要為一件殺人案負責之罪嫌入獄後，戈枝紫則到處設法活動營救，還找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為解脫「海司令」罪嫌寫證詞。到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時，「海司令」開始經商，戈枝紫專程來長沙幫他策劃助陣，籌措經商資本。之所以能有這種情誼，也許，這也是全部由年輕人組建的「青年近衛軍」組織，與其他成年人搞的群眾組織的一個不同之處。
當時長沙的造反派，圍繞著「省無聯」問題，除了「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外，還有一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群體，即既不熱心參加另起爐灶的「省無聯」，卻也因認為「工聯」常顯現了「大國沙文主義」態勢而對其不滿。這個第三勢力的代表，是中學生為主的「湖南井岡山紅衛兵」司令謝若冰，當時，「海司令」確也試圖讓「青年近衛軍」處於這種第三勢力的地位。但是，隨著中央對「省無聯」進行嚴厲的批判、對「工聯」組織的信任提高，第三勢力組織群體的作用與影響，便迅速被邊緣化。最終，不僅「海司令」被排除在省革委會成員的名單之外，就是原已是中央批准的省革籌小組成員的謝若冰，也只做了省革委會一百五十多名委員中的一個普通委員，而原來，大家都認為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後，謝將會當副主任，至少是一個常委，因為，謝若冰是一個因造反而在全湖南省都很有名氣的「革命小將」，又曾在天安門城樓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還是個女學生。相反，一個名氣與影響遠遠小於謝若冰的大學生陳勇，以僅是其所在大學（中南礦冶學院）內的造反小組織「井岡山兵團」負責人的身份，卻進入了省革委會，並成了一名常委。
無疑，是「省無聯」問題的險惡結局，影響了謝若冰等人當時在權力分配格局中的命運。
文革後，我曾向謝若冰、「海司令」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