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組織的名稱，也許會讓讀者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青年近衛軍」。但是，文革中的群眾組織都是可以公開活動的，為什麼說這個「青年近衛軍」卻是一個神秘的組織？難道它是只進行地下活動的嗎？
實際上，這個「青年近衛軍」，是當時湖南造反派組織中以「武衛」即武鬥見長的青年突擊隊、敢死隊，是一個強大的造反派準專業武鬥組織。因而，外人對她的活動，常常不能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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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夏天，武鬥開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場戲，武鬥的形式也逐步升級，拳打腳踢的武鬥演變成了梭標棍棒的衝突，再升級為真刀真槍的戰鬥。到了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的夫人、中央文革領導人江青，號召造反派「不要天真爛漫」，而要「文攻武衛」後，長沙市的武鬥幾乎已成為坦克大砲齊上陣的現代化戰爭了。
在六月四日，「湘江風雷」舉行公開恢復活動示威遊行之後兩天，長沙市中心地區的原中蘇友好館大樓，便發生了一場流血武鬥。最初，「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總部便設在哪兒，後因形勢發生了不利於他們的逆轉跡象，「高司」便將總部搬遷到湘江西岸的大學區去了，而將這兒改為了他們的一個大宣傳站。六月六日凌晨起，圍繞著這個宣傳站的激烈「文鬥」，演變成了血腥的武鬥，以「工聯」方面下屬組織「六號門」為主體的造反派及圍觀群眾，開始發動了對「高司」宣傳站的進攻，力圖奪取「高司」的這個據點。「六號門」全是由市搬運公司的青年工人組成，身強力壯，論打起架來沒有人不怕他們，因此，後來，他們也成了「工聯」及造反派中的一支頗有名聲的準專業武鬥力量。「六號門」發動的原本只想奪取「高司」宣傳站的進攻，但很快便失控而演變成了一種血腥的暴行，並導致了幾名「高司」大學生與一個造反派中學生被打死及打傷的慘案。後來，雖然「六號門」的頭頭多次爭辯說，他們並沒有想要打死人，也沒有打死人，他們只是想將「高司」宣傳站從中蘇友好館那兒趕走。然而，武鬥之火一點燃，後面的事便不是由始作俑者可以控制得了啦。
文革中發生的兩派武鬥事件，據我瞭解與觀察，應該說，從實際中一般是不存在多少主觀蓄謀或故意挑動的，而往往是由於當時缺乏法制與法制觀念，兩派群眾的激烈相爭，最後總會要導致出動手動腳、甚至動槍動砲的武鬥。這之中，除了兩派群眾容易產生不能控制的激動情緒外，更是由於每次爭辯中，都會有一些因各種原因而喜歡鬧事的無組織暴民，捲入其中而推波助瀾，客觀上製造所謂「打響第一槍」、點燃武鬥之第一把火的事件。在那次發生在中蘇友好館大樓內外的慘案中，那些將「高司」大學生打死打傷的兇手，事後查明，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六號門」組織的人，而是社會上的「散兵遊勇」，原本是來看熱鬧，最後卻成了殺人兇手。
文革後，在一九八九的那場風波開初，與一九九九年抗議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的遊行示威者中，也都發生過有一些青年人無端砸毀商店、放火焚燒汽車之類激烈卻違法的舉動。幸好當時產生並「允許」這類事情發生的思維背景時間很短，才沒有導致出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暴行的產生。
那場被雙方都稱之為「六．六慘案」的武鬥事件，是長沙市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慘烈的一次。長沙市的武鬥，真打死了人，也是從這兒開始。
那些被汽槍、棍棒、石塊砸死的犧牲者的照片，被雙方刊登在自己一派的小報上，並作了大量文字上的渲染，使人看了，不由不感到毛骨悚然，充滿恐怖意味。有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紅衛兵，死得尤其悲慘，不僅面部被砸得血肉模糊，甚至他的生殖器也被人搗爛。看了登在報紙上的他裸露屍體的照片，我很長時間，夜裡睡覺都會有恐怖感襲來。這個紅衛兵的母親，恰恰是我們公司「勝利」攝影社的一名職員，當她得知自己疼愛的兒子的死訊時，急得當場暈倒在營業大廳裡，經過搶救，才清醒過來。同事們也嚇得要死，因而趕忙藏起了刊登有他兒子死容的報紙。無疑，那慘不忍睹的照片會更給這位母親以刺激和打擊。這個紅衛兵是屬於一個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的成員，他的母親也是「工聯」造反組織的成員。母子倆做夢也沒料到，這「造反」，這場冠之以「文化」的革命運動，會給她們家庭帶來這無可彌補的慘烈橫禍。
然而，大部分的人，不會有這種直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感受。因而，「六．六慘案」的血腥結果，不是武鬥的終結，相反，在「血債要用血來還！」、「復仇！」等充滿火藥味和瘋狂勁的口號中，「工聯」、「湘江風雷」等造反派與「高司」及保守派雙方，都迅速地加強完備自己武鬥的隊伍和力量。大捆大捆的尖尖的雪亮的鐵梭標，被很快地製造出來；成千成萬頂的本是建築工人用的柳條安全帽，被戴到了武鬥者的頭上；原本整潔漂亮的辦公大樓，被改造得不倫不類：樓梯口堆起了沙包，窗子加上了粗粗的鐵欄桿，門口修建了碉堡似的掩體……
武鬥陰雲，越積越濃，新的流血事件，隨時可能爆發。靠用強大的輿論，用筆桿子就可以戰勝對方的觀念，已被視為「書生氣十足」，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偉大教導，則越來越被兩派組織的頭頭和積極分子拿來作此時的座右銘了。
那個慘死的紅衛兵的照片，曾使我好幾個夜裡，久久不能入睡。但，大白天，那些激憤的大字報，鏗鏘的誓詞般的內容，造反派朋友摩拳擦掌時的憤慨，卻又激動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我已深知不是什麼只牽涉到「文化」了。毛澤東在一月風暴中就已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既然如此，「革命」當然就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了，當然也「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了！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距當時四十年前寫的語錄，此時卻反覆被抄上了大字報，刷成了大標語，被從宣傳車的廣播中一遍又一遍的播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從理智上，我覺得武鬥不可避免，儘管那些慘死的人，曾使我有些害怕。
有人告訴我，公司裡有些保守組織的成員，與「高司」有密切的聯繫，甚至，有些人已可能參加了「高司」一派中據說擅長武鬥的組織「紅色怒火」兵團。
「紅色怒火」兵團本是由「紅色政權保衛軍」中的堅定分子組成，但他們現在又是支持「高司」的鐵桿分子，在武鬥方面，非常有名氣。尤其是他們不按常規出擊，而是神出鬼沒專門抄砸造反派方面的總部，有幾個組織的總部便被他們光顧過。因此，當時，長沙市的造反派便都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了。然而，這「紅色怒火」兵團到底有多少人？誰是頭頭？總部在哪兒？對於造反派來講，都是謎一樣的問題。因而，免不了出現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情形。各造反組織都互相告誡：如出現了「紅色怒火」的人，請互相支援，以免遭「紅色怒火」的襲擊，造成大損失。
聽說公司裡保守派已有人暗中參加了那個同樣是很為秘密的組織，我想，大概他們是想引導「紅色怒火」的人來襲擊我們？或者，以此作為一種威懾，從氣勢和精神上遏制我們造反派？
經過一番考慮，我決定，帶幾個青年去參加「青年近衛軍」。
我想，公司裡的保守派不是想借參加「紅色怒火」兵團，來威懾我們造反派嗎？不管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有備無患，讓我們也來威懾威懾他們！
當時，「青年近衛軍」是被視為造反派的鐵拳頭，因為，她與「紅色怒火」一樣，也是一個被視為敢於武鬥的組織，只是「紅色怒火」屬於「高司」派，而「青年近衛軍」是站在「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一邊。她的成員清一色是年輕人，組織名稱也很別致，全稱叫「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誓死」二字，使人聯想到敢於拚命的「敢死隊」。「青年近衛軍」一稱，其實是從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著名小說中搬來的。那本小說講述了蘇聯衛國戰爭中一支全由青年人組成抗擊德國兵的敢死隊的故事。很多中國青年，都讀過那本會令人對書中主人公們讚嘆不已的小說。奇怪的是，在當時中蘇關係非常對立緊張的年月，蘇聯已被我們稱為「蘇修」之際，居然會有人移來這樣一個蘇式組織名稱，將它作為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並且一下子獲得青年人的喜愛，而從沒有人想到過要「批判」這顯然不符合潮流的做法。只是到了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湖南省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時，發現了這個青年造反組織的名稱，她才很氣憤地命令：「什麼青年近衛軍，讓她到蘇聯去吧！」
「青年近衛軍」其實並非在武鬥中產生，她早在「湘江風雷」於二月被摧垮之前，就已存在了，並且是屬於「湘江風雷」一方的盟友組織。鎮壓「湘江風雷」時，因她與「湘江風雷」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