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連中央文革的批示都推倒了，那是怎麼回事？
其實，文革中，沒有誰敢與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較勁，我們社會底層的造反派更沒這個能耐。中央的「二．四批示」之所以後來能被否決，應該說是因當時湖南造反派的影響，已強大到使中央高層不能不認真關注其實際情況、並做出最有利於實質維持文革路線的舉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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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湖南日報》封閉後竟然安然無恙的造反派，敏銳地覺察到了形勢已開始變得對自己有利，於是，便威風凜凜乘勢進擊了。
四月中旬，由幾個大工廠的造反組織頭頭串連商議後，長沙市各工廠、公司、商店內原來各自組成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以產業工人為主體，自下而上聯合，很快被統一組織起來，成為了一個新的、能有力量左右湖南文革形勢的社會組織：「長沙市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工聯」。「工聯」這種以各工廠造反派組織為成員單位組成的社會團體，是吸取了前段組織機構完全社會化、因而人員構成複雜的「湘江風雷」，容易遭致省軍區攻擊為「組織不純」的情況，而自發構建的新型群眾組織形式。
而這種組織方式的改進，以後卻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單位、本系統為主體，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戰略意圖。因而，後來中央在對待「工聯」與「湘江風雷」這兩個造反派組織時，便明顯偏重於重視「工聯」。在中央的「八．十」決定中，「工聯」被稱為「革命左派組織」，而對「湘江風雷」，則是稱之為「革命群眾組織」。
長沙各大廠礦的工人造反組織，如長沙汽車電器廠「造反有理總隊」、曙光電子管廠「聯總」、長沙機床廠「３．３１紅色造反團」、紅旗內燃機配件廠「紅總」、建湘瓷廠「紅色造反團」、長沙船舶廠「文革籌委會」、市搬運公司的「六號門」、湖南橡膠廠「造反總隊」、市總工會「東方紅觀察哨」等，都是「工聯」的重要成員。
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長沙市的主要產業工人與各系統的工人，包括很多原來屬於「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人造反組織，也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聯」，使「工聯」成為了統領數十萬工人的、湖南最強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工聯」的第一號頭頭叫胡勇，湖南省湘潭縣人，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中專文化，時年三十一歲。文革初，因為他曾遊行支持了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事件，結果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進行隔離審查，後來，他便奮而造反，與幾個夥伴一起，組織了廠裡的「造反有理總隊」，並積極參入社會活動。在二月份「湘江風雷」被省軍區鎮壓後，他便串連長沙市一些大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聯合而組成了這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工聯」造反組織。
後來，胡勇被中央指定成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高潮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由同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華國鋒與四十七軍李副政委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本來，當時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動，入黨的事是根本無從談起。但由於胡勇是一個當時能左右湖南局勢的特殊人物，中央便採取了這樣一個特別措施，讓胡勇這個特別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別黨員。
一九六八年國慶節那天，胡勇作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並且被周恩來親自安排，坐於觀禮台第一排座位中間左向，距離正中毛澤東的座位，僅橫隔六個位置。是當時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農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鳳英、王洪文、陳永貴）中，最靠近毛澤東者。因毛澤東聽說胡勇也是他的家鄉（湖南省湘潭縣）人，故在城樓上的休息廳內特別召見了胡，並與胡聊了數分鐘，詢問湖南的文革問題，也問了胡勇個人的情況。後因同在天安門城樓觀禮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進來了，要見毛澤東，這次談話才可惜被中斷了。但是，全國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榮者，除了後來的王洪文外，恐再無第二人。
按當時的湖南造反派一號頭頭資格，被中央指定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一九六九年四月，本可像王洪文一樣，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員，而且當時胡勇也確已列在中央擬定的中央委員候選初始名單中。但，大概由於他一則黨齡太短；二則，毛澤東在「九大」中一次會上也發了話：「我那個老鄉（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員了吧？我看，不照顧老鄉為好。」
毛澤東說的「老鄉」，並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鄉湘潭縣人。而胡勇就是湘潭縣人。
不知是考慮胡勇的黨齡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員，還是毛澤東確不想別人因為討好他，而在他的家鄉問題上做文章。反正，胡勇從此便無緣進入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了。
毛澤東發話後，周總理就讓原廣州軍區司令、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與其夫人項輝芳到胡勇住處，給胡勇做安撫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員候選人的事。
因而，最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湖南工人造反派頭頭，就換了「工聯」二號頭頭唐忠富（長沙曙光電子管廠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黨員，一九六八年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從此便與中委資格無緣了。
四人幫垮臺後，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職務，並拘押審查，後於一九八六年由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從一九七六年被拘押審查時算起）。刑滿後，已五十五歲，他仍下海辦了一家工廠，也搞過一陣公司，賺了一些錢。後生意不好做了，他就乾脆停業，徹底退出江湖，在家頤養天年，每日或到公園打打太極，或與幾個好友搓搓麻將玩玩撲克，或釣釣魚等，補享天倫之樂。
四人幫倒臺後，香港一些報刊說，胡勇是華國鋒的人，將會得到華的保護。
實際上，這是局外人的觀察有誤。因為，自一九七○年起，華國鋒就從未對胡勇施澤過什麼恩惠，更談不上在四人幫垮臺後指示要寬待胡。如果，當時已是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真想保一保胡勇，那麼雖說職務不能不撤，黨籍也許難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則還是能讓胡勇免了的。然而，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沒能免除。
華國鋒與胡勇，畢竟是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骨子裡很多觀念是不一樣的，雖說，文革讓他們碰到了一起。
數十萬人一下子聚集到一個旗幟下，頓時，「工聯」成為了長沙市最有力量的造反組織，她與「東方紅總部」、「井岡山紅衛兵」、「中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等造反組織一起，不時便組織動則數萬、十多萬人參加的大示威大遊行和集會，鬥爭的矛頭不僅對著「高司」派，更指向了省軍區，「揪出湖南省的趙永夫！」「砲轟省軍區！」的大標語，甚至刷到了軍區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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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省軍區顯然無可奈何，像二月份那樣直接出動軍隊去鎮壓的做法，顯然已不再可能。近來，中央文革領導人的講話中、《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所發的輿論中，批評軍隊「壓制了造反派」的內容卻越來越多。而在對待造反派的問題上，駐長沙市的野戰部隊和軍事院校，如解放軍長沙政治幹部學校、解放軍三四一部隊（工程兵學院），與省軍區也已開始有了分歧。幾支由軍事院校組織的調查宣傳隊，進入長沙市幾家大工廠後，居然公開發表聲明，宣佈支持「工聯」造反組織，而拋棄並譴責了那些工廠內黨、團員佔優勢的保守組織。甚至，省軍區大院內，也出現了反對派，以「叢中笑戰鬥隊」的名義，暗暗上街張貼大字報，批評軍區司令員們支持「高司」大學生而排斥抨擊工人造反派的「一邊倒」做法。而且，軍區大院內傳來的消息還說，省軍區譚政委與一名林副政委，也不同意目前這種與工人造反派對立的方針。
接著，也是由中學生紅衛兵領頭，六月中旬，在堂堂省軍區的大門前，舉行了絕食抗議，抗議湘潭地區軍分區鎮壓湘潭「紅造聯」造反派，聲援已開始絕食活動的湘潭造反派，要求省軍區罷免湘潭軍分區司令的職務。幾百名紅衛兵，與隨後跟進參加以示支持紅衛兵的幾千名造反派工人，都靜靜地坐在省軍區大門前，將軍區大門口與在門前的那條馬路，都塞得滿滿的，使那兒變成了一個大會場。時值夏初，天氣已熱，靜坐絕食的人，故不斷有人暈倒，現場的絕食活動指揮部便安排醫護人員將其撤出，換上新的絕食者。其實，這絕食是假，示威才是真。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便趕去觀看。但是，還離軍區大門很遠，就已是人山人海來看熱鬧的人群，使後來者幾乎無法靠近絕食靜坐現場。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好不容易才擠到軍區大門的馬路對面，佔據了一個觀察位置。正在絕食的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都秩序井然地在靜靜坐著，幾千人居然都不說話不吭聲，能聽到的叫喊聲，則都是來自旁邊的圍觀者，或組織絕食活動的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我想，這是由於參入絕食活動的工人，都是「工聯」組織的產業工人，他們有著良好的守紀律聽指揮的傳統特點，所以，即便在這種場合下，也能做到步調一致，進退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