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中將湖南的一個大造反派組織也打成了「反革命」。而當時，中央文革小組不是到處在鼓噪號召老百姓「造反」嗎？他們為何又會將造反派視為「反動分子」呢？
我親身經歷了那場大震動。不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似乎有些「反常」的事，至今我也不清楚其原故。也許，高層的文革與社會底層的文革，終究不是一碼事，而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表層看似合一而已吧。十年文革中，其實是發生了很多事，而不僅僅是用「動亂」一詞，就可以說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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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奪所謂「走資派」的權。這一號召極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個高峰。
但此時，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紅色政權保衛軍」等純官辦的保守的群眾組織之後，卻面臨著一場內訌。
勝利了的造反派逐漸分為兩個陣營：以「湘江風雷」為首的一派和以「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為首的一派。
「高司」是當時長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的組織，有兩萬多名大學生。在著名的長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當了造反先鋒的湖南大學紅衛兵，便是她的一支勁旅。這些大學生紅衛兵是最先點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壯大的工人造反組織，也是他們鼓動、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他們能說會道，尤其擅長宣傳，只要他們願意，一夜之間，整個長沙市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們貼的大字報和標語，在與「紅色政權保衛軍」保守派紅衛兵的宣傳戰爭中，他們是舉足輕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觀點看，這個「高司」確實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驅。因而，「高司」的頭頭們當時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領的架勢。
「湘江風雷」的正式名稱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雖說其有「紅衛兵」三個字，但實際上她並不是一個學生組織，而是一個以工人為主體、更有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教師、學生、街道居民、下鄉回城知識青年等）參加的混合性群眾團體，它與「東方紅總部」等工人造反組織一樣，其頭頭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廠的幹部。在「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頭頭的心目中，當然也是承認大學生紅衛兵的功勞的，但若講到擔任領袖，他們則搬出了毛澤東主席的語錄：「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勝利了」。所以，他們從理論與實踐中，都並不承認「高司」的首領地位。相反，已經羽翼豐滿、人多勢眾的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們，已在發揮自己「天然的」領導階級作用了。
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後，湖南省長沙市造反派發生內訌，分化為新的兩派的重要因素。
而人民解放軍湖南省軍區的介入，更加速了這種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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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於一月中旬下指示，讓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前，省軍區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是袖手旁觀的，儘管他們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許軍隊參加地方文化大革命，並命令軍隊去「支持左派群眾」時，判斷誰是「左派」、並支持誰的權力，就留在了軍隊自己手裡。
經過周密的偵察，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選擇了支持「高司」為首的一派，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發現「高司」全是純潔的大學生，赤誠單純，而「湘江風雷」等工人造反組織人員複雜，「造反動機」複雜。
圍繞著怎樣批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方法和策略，曾經是在一個戰壕並肩戰鬥的「高司」與「湘江風雷」，終於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白熱化了。新的兩派都宣稱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而又攻擊對方是「保」省委第一書記。結果，張平化就有了挨不完的批鬥。
一月中旬，剛剛將保守派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擊垮；下旬，新的派別鬥爭就開演了，並且愈演愈烈，從標語大戰，大字報大戰，宣傳大戰，一直發展到新的拳腳石塊交加的武鬥再次發生。
支持「高司」的省軍區，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風雷」派方面的一個復員軍人造反組織「紅旗軍」與「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衝擊省軍區機關大院的事件，向上面送了報告，竟然使四大首腦機關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署，於一月二十日凌晨下達了一個「一．二○」指示，即「關於湖南紅旗軍、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到湖南省軍區動手打人、抓人問題的指示」。該指示中說：「軍隊負有戰備任務和保衛文化大革命任務。不能允許外人衝入指揮、保密等系統，不許接管。紅旗軍是反動組織，必要時將其少數頭頭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軍區負責人，應挺身而出，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當天，湖南「紅旗軍」的幾名頭頭即被軍區抓捕，但是，對整個「紅旗軍」組織則尚未採取行動。
一方面，這個來頭很大的「一．二○」指示，當時不僅受到了「湘江風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組織的公開抵觸，沒有一個組織表示擁護，而倒是很多「紅旗軍決不是反動組織！」「紅旗軍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組織！」等標語，迅速上了街；並且，更質疑該指示的真偽，要求省軍區出示指示原件，同時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組織打電話詢問以求證實。
另一方面，省軍區在抓捕了幾名「紅旗軍」頭頭後，對這個明令指示說的「反動組織」，也沒再採取什麼行動；對各造反組織公開抵制甚至對抗中央「一．二○」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
抵制甚至對抗中央指示的行為，竟然沒有受到省軍區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責，這在當時是極反常的。進而引起了造反派組織對這個指示的懷疑。後來，這個指示，果然被證明是一個「懸案」。
然而，此段時間，省軍區並不是沒有作為，相反，更大的計劃在悄悄進行。
終於，利用發現「湘江風雷」組織擁有槍支（其實是省展覽館的展用舊武器，由展覽館的「湘江風雷」支隊保管）、「湘江風雷」派人員在武鬥中毆打了大學生紅衛兵等證據，省軍區迅速向中央匯報，並勝利地贏得了中央文革小組一個具體的批示，在這個有名的「二．四批示」中，顯著明確地使用了「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這個名詞，並命令省軍區對其「採取專政措施」。
中央文革小組的這個批示是二月四日早晨下達的，當天擁有百萬之眾的「湘江風雷」組織卻還蒙在鼓裡，準備組織對「高司」發動更大的進攻。而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則亦不動聲色，讓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風雷」這一派的歡呼聲中平靜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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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晚十點，我與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宣傳委員小李，在支隊辦公室謄抄完一批大字報後，感到有點兒餓了，便決定上街去吃一點東西，順便到街上遛達遛達。
雖然已近午夜，長沙市的五一大街等處仍熱鬧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湧騰，或圍觀趁夜刷出的新標語、大字報，或擠圍在「湘江風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傳車旁，對慷慨激昂的宣傳車廣播，或以鼓掌歡呼表示贊同，或以噓聲甚至擲石塊砸宣傳車表示反對。
由於駐長沙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北航紅旗」等北京紅衛兵是支持「湘江風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屬於「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因而，在大街上的實力較量，「高司」是顯而易見的處於劣勢。他們新貼上的標語大字報，很快被人撕掉或覆蓋，聲音宏亮的宣傳車喇叭，不時遭到石塊的擲擊，有時周圍群眾起鬨的噓叫聲還會壓過宣傳車的廣播聲。
此時的大學生紅衛兵的狀況，竟似乎又跌回到五個月前的市委大院一九六六年的「八．一九事件」時那種景象。不同的是，雖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圍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圍攻他們的工人，是市委調來的「赤衛隊」，而此刻圍攻他們的卻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們的工人，也是他們曾千方百計呼籲為其平反，喚醒他們幫助他們舉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
每每目賭和回想這種情景，便令人有一種歷史的悲哀感。
在圍觀中、在歡愉中或唏噓聲中，不知不覺，臨近午夜十二點。我與小李覺得疲倦了，便從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們「紅色支隊」隊部辦公室去睡覺，那兒有三張床，供我們休息之用。突然，一輛從湘江西岸駛過來、在車頭上掛著「高司宣傳車」牌的宣傳車，沿著五一大街，在緩行中以異常宏亮的聲音廣播著一條令人驚駭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來電批示：『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立即採取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