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一月風暴」中，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例如在湖南，造反派的「奪權」，只是像一場簡單、短暫而可笑的兒戲；倒是那陣伴隨造反而起的「經濟主義」浪潮，卻是讓很多群眾獲得了許多意外而實在的物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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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連傳來幾道重要戰略部署的指示：號召進一步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元旦社論」，給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的支持賀電，嚴厲點名批評「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派組織。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奪權」，更是使造反的浪潮達到了新的高峰。
上海的造反派率先掀起了奪權風暴，所謂「一月革命」就從那兒開始了。他們很快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將原市委市政府的陳丕顯、曹荻秋等老幹部一下子打入了地獄，接著成立了造反派為主體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始稱為「上海人民公社」，後因毛澤東反對使用「公社」這個名稱，才改了「革命委員會」），造反派頭頭們一躍而成為掌握上海市大權的新貴，並且長達十年之久。
但包括湖南省在內的全國各地，情況卻遠遠不是像上海那樣。「一月革命」是上海造反派急風暴雨造反鬥爭的基本終結，以後的十年，他們只是當新貴而已。而對於湖南省的造反派們，「一月風暴」卻僅僅還是他們多磨多難的造反派生涯的初級階段。
對於這一點，很多關於文革內容的作品都忽視了，或根本沒有弄清楚。在那些作品中，往往都以上海造反派狀況的模式，來描繪其他省份、地區造反派的情形。而那種描繪，無疑是脫離了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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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發號召後，長沙市頓時也掀起了奪權浪潮，但這樣的浪潮只分別發生在各單位。由於造反組織的內訌和分化，以及軍隊的介入，湖南省的造反派當時想乘機奪省委大權的計劃，卻始終沒有像上海那樣獨自實現。
我們市綜合商業公司造反派的「聯合指揮部」，迅速改名為「奪權委員會」，宣佈公司的一切黨政財大權，統統從公司黨委和各部門奪過來，一切權力歸「奪權委員會」。
鍾有新隊長被公司各造反派組織公推為「奪權委員會」主任。
我是紅色支隊的副隊長，又是「聯合指揮部」成員，自然，「奪權委員會」中有我的一把交椅。
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奪權委員會」湧進公司，命令黨委書記、副書記和能找得到的黨委委員們，以及各科室負責人，都到公司會議室開會。在那種強大的輿論和聲勢下，沒有哪一個黨政負責人會違抗我們的「命令」，均規規矩矩參加了會議。
鍾有新主持了會議，由一位機關幹部造反派宣讀了「奪權委員會」的「奪權聲明」。
「從現在起，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的一切大權，歸奪權委員會！」鍾有新興奮激昂地向在座的黨委書記、黨委委員和科室負責人宣佈。
參加會議的造反派，包括「奪權委員會」全體成員，均對鍾有新的話報以熱烈的掌聲。有趣的是，屬於被奪權者的有些黨委成員和科室負責人，甚至包括黨委書記章忠全，也跟隨著鼓起了掌，雖然他們的掌聲是稀稀落落的。這樣的「奪權」，沒有流血，沒有反抗，甚至沒有一點兒爭吵，這場面很令我們「奪權委員會」感到意外，也使我們心裡浮起了疑雲：這奪來的權，是真的嗎？
其實，道理很明白，黨中央號召造反派奪權，就等於是要各級黨政部門交權，既然如此，黨委服從照辦就是。我們的章忠全書記深深明白這點，所以他率黨委成員為造反派奪權鼓了掌，而我們這些奪了權的造反派卻反而感到「太順利了！」
奪權後的具體事宜，雙方簡直是在協商中進行的。奪了權的我們，既不知這「權」如何運用操作，也不願意獨自承擔權力將帶來的責任。為了體現「奪權」這一標誌，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印章，自然統統交給「奪權委員會」。但怎麼使用這些代表「權力」的公章呢？「奪權委員會」成員們意見各一。我提議：公司黨委的大印，由「奪權委員會」主任即鍾有新掌管。不等別人表態，鍾有新立即堅決拒絕。事後，他悄悄告誡我：「你莫蠢！如果把什麼事都壓在自己身上，有些責任我們是擔不起的。」
協商的結果是：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公章，統統給一個是共產黨員的機關幹部保管。今後公司一切公文、指示，均以「奪權委員會」和黨委共同簽署，沒有「奪權委員會」蓋印的任何文件均無效。公司各科室則繼續照常運轉，但原科長與部門主任們則必須接受「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領導，有什麼事得簽字批示，原科長、主任們仍須簽上自己大名，但要送「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審查決定可否。
這個「權」，就這樣「奪」了。於是，公司內除了原有的黨委、科室班子在繼續運作外，還又多了一套「奪權委員會」的班子在相機便宜行事。
公司各基層單位也都照公司這個「葫蘆」畫「瓢」，統統搞了一個或商店、或工廠的「奪權委員會」，奪權及用權方式亦一樣。
奪了權，以後怎麼辦？這樣一個單位兩套班子的局面要維持到何時？「舊」黨委要不要解散而建立新的？這一後來才想到的問題，當時誰也不去想，更不用解決了。實際上，那時正處在大動蕩的形勢中，每天都會出現新花樣，人們跟上那形勢都唯恐跟不上，造反派們那裡還會去考慮這問題那問題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卻當了個造反派，本身就很出人意外；至於奪什麼大權，還要掌權，這事，恐怕是絕沒有幾個造反派會想到有這麼一手的。身為「奪權委員會」主任的鍾有新對我說：「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搞來搞去，竟讓我們奪起權來了？」他覺得很困惑。我也感到不可思議的新鮮。
不過，奪了權，我們還是高興的，我這個按工齡算還不過是一名小小學徒工的「奪權委員」，竟可以在一片敬畏的眼光中，大搖大擺進出公司機關，初次嘗一嘗「辦公」和「當幹部」的滋味。鍾有新就更高興了，原來在他心目中是神聖的，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一眼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現在，竟然每天要恭恭敬敬地到他「奪權委員會」辦公室來商量工作，一些標有「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文件」紅字的公文，均要由他龍飛鳳舞簽上一個大名，方才可以生效。對這一切，無疑，鍾有新開初很有些惶恐，但搞了幾次，顯然，他就能輕車熟路而只會暗暗得意了。
機修廠的楊金河，當然也參加了奪權行動，而且是廠「奪權委員會」主任，我到廠裡去向他表示祝賀，他也很有些飄然了，激動地對我說：「這以後，再沒有人會說我是右派分子了！」
所謂「一月風暴」，除了是演出「奪權」這齣戲外，還伴隨有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對經濟主義妖風！」。黨中央一月十一日給上海造反派發賀電，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因上海造反派制定了一個旨在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
所謂「反經濟主義」，其背景是，由於中央號召支持造反運動，各地區各單位的黨政領導在造反派的壓力之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後，都或多或少地對造反派予以了妥協，至少表面上得敷衍造反派，亦有一些是真正的支持。這首先是放開批給各群眾組織大量物資，以示並不壓制群眾造反。隨後，當一些造反派和一些普通群眾，就歷史上的某些牽涉到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某某曾被降過工資，某某曾應發某項獎金因故未發，某某曾被無故開除使之至今無生活收入等等，向單位的「當權派」造反，要求「改正」時，很多黨政領導人為求迅速擺脫這些「造反」壓力，便慷國家之慨，大筆一揮，有來「造反」者，則必答應，批給錢物，或同意補發工資、獎金、或同意收回幾年前開除某職工的決定，並補發幾年工資以示安慰等。反正只要有點理由，全然不管過去所做決定是否正確是否錯誤，現在則一律予以「改正」，滿足造反者的要求，只求這些「造反」的人不要再來糾纏。這樣，只要開了一批先例，其他群眾便蜂擁而來。建國十七年中處理了多少人的經濟問題，也存在有多少事關經濟的問題，誰不想自己的問題能按自己的要求來解決呢？見人家一「造反」，便領回了幾百甚至幾千塊錢的鈔票，在那人平月工資只有幾十塊的年代，誰不眼熱眼紅？這樣，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這些人便匯成了一支大軍，形成了一股潮流，衝向了人民幣。當時不少人願意參加造反派組織，也就是想憑藉造反的威風，壓迫「當權派」們迅速按他們的要求批條子給發錢。在我們長沙市商業局系統內，就有一個「毛澤東思想橫眉兵團」，都是由一批於一九六二年被下放至農村的原商業單位的店員組成，「司令」原是一個賣肉的小販。他們造反的要求很簡單明瞭，將他們恢復原有工作，補發自「被迫害」下放以來的全部工資。這些人因事關個人生計，故造反熱情很高，也很厲害，商業局幾個正、副局長都被他們弄得雞犬不寧，不僅白天辦不成公，晚上回家還未坐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