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告狀這一法，看來並非是現在才有，而是「淵遠流長」啊！
確實，我們那時不是已在造反嗎？有的是發洩機會，還告什麼狀？
是沒有什麼狀好告！對於那些高層造反派頭頭們可能還有些向中央報告情況的動機，可對我們這群擠上北京的年輕男女，則純是將其視為了一個能免費逛北京的旅遊機會。前段，紅衛兵可以免費串連，國家對其包行包吃包住，他們則不花一分錢，全國滿天飛，曾讓我們這些青年工人好眼熱好羨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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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省委機關大樓的那次與「紅色政權保衛軍」方面的武鬥中，被打傷了耳朵，因而，被人送進了時稱為「造反醫院」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在這場武鬥中，造反派方面有五、六十人被打傷。實際已掌握大權的醫院中的造反派，將我們這些傷員集中安排在同一層樓病房治療；並且，負責治療的醫生和護理的護士一律都是造反觀點的，脫下白大褂，他們的臂上都佩有造反組織的紅袖章。凡是觀點為保守派一方的，一個都不要他參與治療和護理。所以，我們又戲稱這一層樓病房為「造反病房」。同時，「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等組織還派出了專門的「糾察」人員，負責保衛這「造反病房」的安全。
我的左耳朵縫了幾針，醫生說不會有什麼問題，休養幾天就會康復，我便放心下來，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休養。
各造反組織送來了大量的水果和鮮花，表示對我們這些傷員的慰問。我們公司和廠裡的造反派同事，也送來了一簍簍的蘋果、甜柑，鍾隊長、楊金河他們則幾乎天天來看我。那些為我們治療和護理的醫生、護士更是特別地親切對待我們，不論我們這些傷員怎麼要求，怎樣詢問，他們總是用甜甜的笑臉迎著我們，或照辦，或解釋、答覆，尤其是那些護士小姐，更是對我們滿面春風，細緻入微而耐心照看護理。與我同病室的一個青年，因一隻眼睛受傷，雙眼就被藥紗布蒙住護療，有一天，他煩躁得睡不著午覺，大聲叫喚，唉聲嘆氣，結果，兩個護士小姐奔來，耐心地勸慰他，一個給他削蘋果，餵他吃，一個護士則在一旁唸一本小說給他聽，使這個青年很不好意思，但安安靜靜地享受。今天，我無論到哪一家醫院去治病或陪小孩治病，卻再很難看到那種令人懷念的笑容了，尤其，同樣還是穿著天使般白大褂的護士們，現在臉上掛著的經常是冰霜，足以使病人立馬感到心寒。
我在醫院休養的一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時期之一，我甚至暗自慶幸自己受了這麼點傷，才有資格來享受這人世間的溫情。那個時候，「派別」已成為了一種凝聚魔藥。它竟然可以使不同性格、年齡、資歷的人們，在一個派別的旗號下，互相之間能異常的團結、溫情、親切，而超過一般人的友好關係。有時兩個互相陌生的人為件什麼事爭吵，但只要在爭吵中知道雙方都是同一個派別，事情就馬上會起變化，不僅爭吵停止，而且還能互相彬彬有禮，握手言歡。當你在大街上騎自行車不慎摔了跤時，只要你佩著造反袖章，能讓人識別你的派別身份，於是，周圍馬上會有許多陌生卻熱情的笑臉來關照你，幫你推自行車，將你從地上扶起來，還不停地問「要不要緊？」，安慰你，然後，又互相友好地告別，也許你從此再沒有見過他們。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情操，它雖然來源於政治觀點的啟動，但它已遠遠超過政治觀點的範圍和內容，這種難以忘懷的人之間的情感，已多年體會不到了。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場風波中，才又短暫地目睹了幾天。
住院住到第三天，「湘江風雷」總部來了一個人，向我們宣佈：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聯席會議已決定，要將省委機關大樓武鬥事件向黨中央、中央文革報告，以控告「湖南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挑起群眾鬥群眾，以讓他們坐收漁利」云云。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紅色政權保衛軍」被造反派從省委大院打出去後，已派人上京，控告造反派衝擊省委機關。為了不致使自己被動吃虧，長沙市造反派頭頭們便決定針鋒相對，也決定組織力量上告。文化大革命是中央號召搞起來的，誰錯誰對也全由中央裁決。於是，長沙市各造反組織聯席會議，除了決定馬上整理匯報材料，交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長沙聯絡站」送往北京，讓他們「三司」總部轉遞中央外，還同時組織由這次武鬥中受傷的人員搞一個「控告團」，到北京去以活證據向中央告狀。因此，我們這幾十號傷員需馬上組織起來，過二天即乘車上北京。
上北京！我們這些傷員頓時歡呼起來，高興得不得了。本來，當時那種僅以拳腳、石塊、木板為「武器」的武鬥，實際並不很厲害，所以也沒有幾個受重傷的，無非是流了點血、破了點皮而已，傷後已舒舒服服在醫院享了幾天福，而現在又可以上北京去，怎麼不令人高興呢？北京，當時是國內多少人夢寐以求一睹風光的聖地，雖然已有成百萬的紅衛兵藉大串聯之便輕易地進過北京城，但是一般的工人，卻還沒有幾個人去過。中央只讓紅衛兵學生大串聯，卻沒有允許工人、農民、幹部也搞大串聯。現在，有機會上北京了，至於告狀不告狀，那是頭頭們考慮的事，只要能上北京，做什麼都可以。
我自然也欣喜極了，早幾個月，看著紅衛兵學生們不讀書不上課，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串聯，上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心裡真是羨慕得不得了，現在，居然好運也落到了我頭上。
父親知道我去北京，一喜一憂，高興的是我能到毛主席那裡去，憂的是害怕我又會捲入「打架」事件中去。母親去世，他只有我這個兒子，我真出了什麼問題，他會心碎的。我卻滿不在乎，安慰了父親，接過父親給的二十塊錢，便喜滋滋地準備上京了。
我們這批上京「控告團」共一百來人，除六十幾名傷號外，還有三十多名醫生、護士、糾察保衛人員。我們這些人分別屬於幾個不同旗號的造反組織，但由於「湘江風雷」人員最多，於是統一由「湘江風雷」總部組織，派了二個人為領導。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早上，這一百來號人，打著一面寫有「湖南省革命造反派上京控告團」標記的紅旗，浩浩蕩蕩湧進了長沙市火車站。
火車站內的造反派早已得到通知，他們將我們安排到站內等候，並暗暗告訴我們，等廣州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一進站，就馬上湧進列車的臥鋪車箱，讓傷員們儘量全集中到軟臥席包廂，凡是空位地方就去坐，他們會上車同列車上的造反派講明情況，讓列車乘務員將軟臥席的旅客，集中到幾個包廂。
我頭上仍包著紗布，因而輕易地坐進了一個四個床位的軟臥包廂，裡面包括我共坐了六人。列車乘務員懷著歉意，告訴我們，因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座位不夠，只能請我們擠一擠。我們高興還來不及，誰還會有意見呢？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上的臥鋪，這軟臥包廂更是見都沒有見過，只聽說，那是大幹部、首長們才能有資格去坐，而現在居然讓我也坐上了，那心裡真是比蜜糖浸著還要甜。我們這六個人，大家都是頭一次坐軟臥包廂，年齡最大的是城北紡織廠一個姓胡的，二十三歲。還有一個是雜技團的演員，姓楊，能說會道，他一個人說話就弄得包廂內笑聲不絕。當火車啟動，徐徐離開長沙車站時，我們包廂內，以至整個軟臥車箱內，愉快地歡呼起來，慶祝我們這次特殊神聖的旅行。
下午二點多，火車在武昌車站停了下來。前面就是著名的武漢長江大橋，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見過長江大橋，因而極盼火車趕快開動，以目睹那傳聞已久的大橋風貌。然而，一個列車乘務員通知我們：前面的路軌被武漢的「職工聯合會」的人橫在軌中堵住了，這個「職工聯合會」是保守組織，人多勢眾，湖北省的造反派與他們鬥爭得很辛苦很吃力。現在，武漢的「工總」等造反組織也派來了人，雙方正在談判。「職工聯合會」意欲攔火車上北京，「工總」則想表示自己顧全大局，不準「職工聯合會」衝擊鐵路。反正那時，毛澤東主席的一條語錄「凡是敵人反對我們的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經常是兩派各自製定鬥爭策略和目標的一條原則。那個列車員還告誡我們：火車不知什麼時候能開，大家要耐心等待，但一定要關緊車窗門和包廂門，凡不熟悉的人千萬莫讓他進來，否則，「聯合會」的人一爬上來，我們就有被轟出去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們連忙緊閉窗戶，只留一點點縫進空氣，包廂門也扣上。
果然，一會兒，車窗外就湧滿了人，看他們佩的袖章，都是「職工聯合會」的。他們不停地敲著窗戶玻璃，在外面做手勢。叫我們打開窗子。我們非常緊張，他們成千上萬的人，我們這一百號來人，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他破窗而入，那我們是無可奈何的，只能乖乖「滾」下車去。我們面對窗外的叫喊，隔著玻璃有時笑著講幾句他們聽不懂的長沙話，有時乾脆裝瞎子、聾子，不看不聽，躺在軟席上。幸虧，那時武鬥水平還是「低級階段」，終究沒有人想用擊碎玻璃的方法進車廂。雜技演員楊大哥說，也許「職工聯合會」的人還弄不清我們這些也佩紅袖章的外地人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