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歲就做了單位造反組織的頭頭，還領著幾百工人跟你一道「造反」？這事，現在聽來好像是故事而不是歷史！憑什麼人家會相信你這個毛頭小子？！憑什麼老工人也會跟著你鬧「造反」？
其實，開初誰想做什麼「頭頭」啊！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一下就成了什麼「頭頭」。也許是應著了那句「時勢造」什麼的話吧！我不是什麼人物，但那被形勢推著走的味道，算是嘗過了。另外，對被無端打成「右派」的同事的同情，則是被捲入造反浪潮的一個具體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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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與長沙市大學生造反派紅衛兵的示威，終於導致了省委作出決定：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職務。
這個結果致使紅衛兵以及支持同情他們的人民群眾異常高興，連續幾天不斷的遊行慶祝，像過節一樣。遊行的隊伍很多都遊到湖南大學校園駐地，向湖南大學的紅衛兵表示祝賀，鑼鼓聲、鞭砲聲也響個不絕。批判原市委的大字報也如春筍一般湧了出來，貼滿了市委大院的外圍牆。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個警衛員所寫的題為「奔命記」的大字報，揭露了「八．一九」大學生紅衛兵湧進市委後，害怕發生長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們，是如何倉惶出逃，離開市委大院躲到鄉下去的事情。這份大字報很快被印成鉛字傳單，廣為張貼，以此表示對原市委領導人的鄙視和批判。
湖南大學的紅衛兵成了不少長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個大學的紅衛兵也成了相當多長沙市人崇敬的對象。然而，原已建立並由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卻持相反立場，他們認為湖南大學紅衛兵的行為是「右派翻天」，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領導人的決定是不公平的。這樣，紅衛兵隊伍開始分化了。在「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紅衛兵組織，以支持湖南大學紅衛兵的「革命運動」。從這個時候，即出現了具體的派別觀點後，所有新成立的紅衛兵，除了對擔任其主要領導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對立派抓辮子外，對一般參加紅衛兵或造反派組織的人，家庭出身好與否，已不再是先決條件了。於是，一大批對佩紅衛兵袖章羨慕得要死，卻始終只能畏畏縮縮站立在紅衛兵組織之外的學生，很快都成為了紅衛兵的積極分子。連對家庭出身要求最嚴（不是紅五類子弟不要）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此後也不得不敞開大門，讓那些出身不屬「紅五類」子弟的學生，以所謂「紅戰友」的名義進入自己的隊伍。
所謂「紅五類」子弟，即其父親是革命幹部、解放軍軍官、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貧民這五類「無產階級陣營」的某一類成員。
在不少長沙市民們沉浸在節日般的歡樂，或新奇的氣氛之時，在各級黨的組織負責人對時局莫名其妙、手足無措之際，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卻突然於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個著名的報告。報告的主題用詞，是從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門對百萬受檢閱的紅衛兵時講話中借來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圖砲打我們無產階級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當時林彪為何講了一段這樣與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戰略相違的話，也許他是為了體現同時注意兩個方面的辯證法，或是就北京發生某些砲打中共中央的大字報而言。但這個方面的精神很符合黨的各級領導人揣摸文化大革命運動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的想法，於是，短時間內，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開始了在下層群眾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運動。
長達十年的文革，實際是由一連串不同內容、不同對象的、曲折複雜的「小」政治運動組成，不瞭解這一點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大陸的那場「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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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省會長沙市開始，全省在省委第一書記九月二十四日的報告之後，工廠、機關、公社、學校等等各單位便開始了轟轟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動。省委第一書記在佈置抓「右派」工作的全省地委書記會議上，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說：「前段是引蛇出洞，現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時候了！」「當前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經驗和名詞，而且還準備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於對自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向大學生紅衛兵所說的「請罪」、「造反」那態度，則輕描淡寫的解釋為是一種策略了。
省委第二書記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細的部署：
一、放手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右派」分子；
二、開展大辯論，從政治思想上把敵人壓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臺後臺，先抓主要的，先抓後臺的；
四、這個運動搞三個月；
五、大中學校主要是把矛頭對準本單位。
還說：「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頓時，風向又變過去了，僅僅相隔一個月時間，湖南大學紅衛兵到市委大院去聲討的「八．一九事件」，又從「革命行動」變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場風波中有過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以至農民，都是應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這裡，「黑鬼」一詞並不是官方文件的語言，而是人們從前段批判「三家村」時的所謂「黑幫分子」一詞延引過來的，它只具有民間性質。但「黑幫」一詞則是官方媒體的正式用語，而對「右派」的稱呼，更是這次省委書記們的報告或指示的明確定義。
成千上萬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單位揪出來了，或被批判，或責令寫檢討，以決定如何最後處置，或被企業機關等單位非法禁閉「停職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監獄。
擁有數千工人的一家國營大電機廠，它的黨委宣傳部長被宣佈為全省的「第一號右派」，然後被關進禁閉室。一個月以前曾寫了揭露市委領導人出逃內容「奔命記」大字報的市政府警衛員，被關進了監獄，另一位執筆者則在被批鬥中自殺身亡。
每一個單位都有人表示過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個單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時所「抓」定的「小鄧拓」「小三家村」一類的名單中的部分人，「右派」數目迅速膨脹。
各個單位的黨組織領導人，終於慶幸自己沒有被前段「造反」的熱潮弄昏頭，一句「引蛇出洞」使他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為什麼會出現那局面，於是，胸有成竹，駕輕就熟地執行省委指示，在本單位大抓起「右派」來。
然而，抓「右派」卻不會抓到紅衛兵頭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農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學紅衛兵卻安然無恙。因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亦有明確規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學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才能酌情處理」。現在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紅衛兵學生擁有被赦免權。所以，即使興高采烈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貼出「擁護九．二四報告」和「強烈要求懲罰」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大字報，省委、市委仍然沒去動一動湖南大學紅衛兵及其紅衛兵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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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廠裡在一、二天之內，很快貼滿了大字報，帶頭領著人上街遊行的楊金河，自然是第一個靶子。另外還有三、四個人也是被攻擊的對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歲的副廠長，因為他曾公開表示過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行動；還有一個姓潘的老工人，也因上街遊了行。遊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單位領導人的心目中，年輕人犯錯誤情有可原，但年紀大的人參加遊行，則肯定動機是「不可告人」。
大字報的內容無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數落你自出生以來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話、每一件可以演繹解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事。楊金河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還有一條是這樣批判他的：楊有次對旁人指著大街行駛的一輛「紅旗」轎車說，坐一坐這種車子，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於是，這句話這件事，被說成是楊早有「妄圖奪權想當中央領導人的政治野心」，因為「紅旗」小轎車只有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才可以坐，楊羨慕想坐這種車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麼呢？等等。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大字報，不論是哪一派寫的，一開始，就是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演繹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結束。這種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於起源於何時，不清楚。但現在已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那些被打成為一個右派分子的「定案材料」，也都是出自這樣同一個轍式。
我對這突來的風暴，很有些緊張，因這次面臨的大字報風暴與我在勝利攝影社那次是截然不同了。那次我在革命的進攻者隊伍之中，而這次，我卻是已被扣上「反革命」「右派」罪名的受攻擊者的盟友了。幸好，因我是剛調來此不久，人們並不很熟悉我，況且只不過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