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受信任的「革命接班人」，後來卻做了一個造反派，為什麼？照講，文革中，我應該會參加保守派一方的。
歷史的發展錯綜複雜。其實，我逐漸偏向了「造反」，是對一些大學生紅衛兵因最初的造反活動而遭鎮壓的境況，有過一些目睹與同情後，才產生的。但是，很多最初有些「造反」行為的紅衛兵，後來並沒有成為造反派，而反而是去做了所謂「保守派」或逍遙派。所以說，文革中的「造反」，紅衛兵雖是率先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們卻並非就一定是長久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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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工作組都消失了，卻出現了「紅衛兵」。
紅衛兵都是由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毛澤東主席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傳遍了全國的學校。於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像雨後的春昏一樣，忽地一下子冒出了成千成萬臂佩紅袖章的紅衛兵。
剛開始組建的紅衛兵，都要求成員家庭出身是屬於「紅五類」，即父親必須是工人，或貧農、下中農，或革命幹部，或革命軍人，否則不允許參加。因而，紅衛兵又成了一種地位的象徵，成了青年學生羨慕不已的對象。尤其，最初的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人，大都是黨政軍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身著父輩那兒弄來的無帽徽領章的綠軍裝，再佩上當時珍貴「的確涼」做的紅袖章，率領著浩浩蕩蕩的紅衛兵隊伍，在大街高唱「拿起筆桿作刀槍，齊心合力打黑幫」的歌曲遊行時，更令社會各界驚訝讚嘆。
長沙市的紅衛兵組織叫「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簡稱長保軍），中學生的長保軍司令，是解放軍省軍區一位副司令的兒子，大學生的「長保軍」總指揮則是湖南農學院的一位姓劉的女大學生。他們仿效軍隊組織，將每個學校的指揮機關都稱為「紅色政權保衛軍××學校軍分部」，總部則設在省政協大樓裡面。他們的來頭，他們的背景，以及他們勢不可擋的銳氣，使省政協的老頭們躲都躲不贏，哪裡還敢說個「不」字，因而一幢大樓便成了紅衛兵的司令部。這個「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有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動態部，甚至還有「作戰部」，各類辦公機構的牌子都掛起來了，儼如解放軍的一個軍區司令部。
紅衛兵在學校的活動，開始主要就是鬥老師、鬥校長、鬥所謂「資產階級權威」，抄老師、校長們的家，抄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員、軍官、地主、富農等所謂四類分子與資本家、右派分子等身份）的同學的家等等。
紅衛兵之所以在學校裡向老師，特別是向那些個人歷史上曾有過多多少少一點「政治問題」（如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做過國民黨政權的職員等等）的老師「造反」開刀，實際是受到當時的中央政策的指使與鼓勵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尚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一次關於文革運動的會上，甚至也就明確地指示：「中學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像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幹部會一樣」。當然，劉少奇講的審查方式與程序，並不是這種紅衛兵的造反形式，可是，只要有了「審查老師」這道旨意，由青年學生們組成的紅衛兵，便對自己的師長演出了一幕史無前例的慘絕人寰怵目驚心的大暴行，使成千成萬曾被譽為「辛勤培育祖國新一代的園丁」的老師們，慘遭批鬥、抄家、關押、刑罰，甚至迫害致死，無數的老師被逼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
隨著文革的發展，最大的被打倒的對象，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但是，在文革之初，也的確是劉少奇，卻試圖將文革納入原有的「反右派」與「社教」那種階級鬥爭模式，因而，文革之初的許多整人之責任，也就與他有些關聯。
從全國範圍看，北京的「八一」中學（一所學生大部分為高級幹部子女和軍隊領導子女的學校）紅衛兵及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和西安的紅衛兵「紅色恐怖隊」，他們迫害自己的老師的暴行，其程度是當時紅衛兵這類暴行中最為登峰造極的：紅衛兵可以任意批鬥每一個他們認為有問題的老師，動不動就是用軍用皮帶劈頭蓋腦的猛打，不少有所謂「政治問題」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農、國民黨政權官員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西安「紅色恐怖隊」的紅衛兵甚至將一個老師淋上汽油活活燒死。相當多的老師則被紅衛兵集中關押囚禁在教室或雜房中，所謂「牛棚」一詞，即是此時由紅衛兵「創立」，當時是專指關押老師的場地，有所謂「問題」的老師，被紅衛兵視為「牛鬼蛇神」，囚禁老師的場地就被簡稱為「牛棚」了。
後來，這些紅衛兵的暴行還進一步延伸到了學校附近的街道，很多屬於所謂有「歷史問題」的居民，也被迫害致殘致死。據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日報》說，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間，僅在北京被打死的無辜者就達一七七二人！
西安市紅衛兵「紅色恐怖隊」所進行的大量令人髮指的暴行，傳到了北京，傳到了周恩來總理那兒，歷來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也不禁拍案而起，在幾次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時，都憤然宣佈：「西安『紅色恐怖隊』是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必須予以取締！」
將一個由「紅五類」特別是革幹、軍幹子弟組成的、當時還未捲入派性鬥爭潮流的「老」紅衛兵組織，中央領導人宣佈定性其為「反動組織」的事，這在整個文革中，實屬罕見。由此可見西安「紅色恐怖隊」迫害老師的暴行是何等地殘忍和嚴重。
我當時已是一個工人，沒有處在那場慘劇的中心（學校）裡，但從我那些往日的同學、街鄰夥伴們的言談中，從幾個月後就被揭露出來的驚心動魄血淋淋的大量事實而寫成的大字報與傳單上，我深深地感受和體會到了紅衛兵那場「審查老師」風暴所具有的恐怖和慘烈。
長沙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也是最早成立的所謂「老」紅衛兵。
我有一天去自己原就學的市一中，與幾個尚在該校讀高中的老同學聚會。當我與王文烈、吳侯成等同學站在學校操場內等其他同學時，突然，由一個姓石的女紅衛兵帶著十幾名男生衝了過來，指著吳侯成吼道：「你這個狗崽子，今天跑到學校來幹什麼？！」吳的臉剎時變得雪白，他連忙小聲回答：「是我們初中同學……」話還沒有說完，那女紅衛兵就指著吳厲聲說：「你他媽有什麼資格進一中的校門！」隨著，那幾名男紅衛兵迅即衝到吳的跟前，將他拖走，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吳侯成同學血流滿面。我見此情形，便欲上去制止，王文烈同學卻一把拖住我，並說：「他們都是軍區子弟，惹不得！他們經常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吳侯成家裡出身不好，在學校常受他們的欺壓。」王文烈雖也沒在一中讀書了，但因其父是一中的教工，也為所謂政治問題在挨整，故十分清楚「紅五類」紅衛兵欺壓老師與所謂「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黑幫分子、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學這類踐踏人權的暴行。
我雖然也屬所謂「紅五類」子弟，但目前顯然鬥不過那幫佩著紅衛兵袖章的軍幹子弟，我的父親只是一個普通工人，此時又勢單力薄，因而只能忍氣吞聲憤怒地喊喊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並注視著事態的發展。
那幫「紅衛兵」大概還有什麼事去幹，當將吳侯成打得跪在地上後，便幾聲口哨揚長而去。我與王文烈趕緊跑過去扶起吳侯成同學，深懷歉意地詢問他的傷情。吳驚恐地對我們說：「這輩子我再也不到一中來了，這一中，已不是我們這些學生的了。」可見，那幫紅衛兵對他的傷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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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紅衛兵殺向社會的頭幾件事，就是大破四舊，例如砸所謂「封、資、修」的店鋪、招牌（「封、資、修」一詞是當時流行的政治縮語，封，即指封建主義；資，指資本主義；修，指修正主義），勒令交通崗將紅燈改為允許通行，綠燈改為禁止通行，理由是紅色是最革命的顏色，怎麼紅色反而禁止人們前進呢？通令各飲食店、飯店，今後一律不給顧客端麵、粉、飯菜，而必須由顧客自己去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飲食店、飯店中，人人應平等，顧客不能像資產階級一樣由服務員服侍，而應該自己勞動。再有，就是逐家進行檢查，敦促沒有在牆上用紅色油漆寫刷毛主席語錄的企業單位，必須馬上補寫製作，否則，你不革命，紅衛兵就開隊伍來造反。……
我已不是中學生了，否則我也會是一個最初的紅衛兵，因為我的家庭出身，當時也是硬梆梆的。
勝利攝影社從抓小「三家村」的惡夢中脫出來後，人們來不及反思總結或品味前段的風浪，紅衛兵在大街上的橫掃運動，便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每天上班議論的事就是紅衛兵，都說她將值得我們學習，說她們思想如何如何敏銳：省裡的《湖南日報》上一個什麼政治問題——頭版有一個毛主席頭像，而二版在那頭版毛主席像位置，卻正好印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口號中的「打」字，這還了得！——別人都沒看出，而紅衛兵察覺了，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