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學徒工，現實給我上的第一課，就是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目睹了幾名無辜的普通群眾與小幹部，成了文革運動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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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文匯報》上，刊出了一篇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叫姚文元。
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幾乎沒有人知道姚文元是誰，是幹什麼的，也沒有幾個人去搭理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字，即算是稍稍關心一點時事的人，也不過認為又是文化人吃了飯沒事幹，互相打筆墨官司。
當時，誰也沒想到，接踵而來長達十年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這拉開序幕的。
接下來，又開始在報上批判一本叫《燕山夜話》的書，據說那本書是在用「黑話」放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一來，便使許多人著了慌，趕忙翻箱倒櫃，將自己保存有的《燕山夜話》一書尋出來，偷偷於半夜三更付之一炬。還有些膽小而又老實的人，則將自己擁有的這本書規規矩矩地上繳給單位的領導，以示與「黑話」劃清界限，且向黨表示忠誠。當然，也有些人懷著強烈的好奇感，偷偷找來那本書，細細品讀，看那本書中的黑話、反黨言論究竟是些什麼內容。但，誰也沒弄明白，類似「一個雞蛋的家當」、「女人的頭髮」等等的文章，怎麼能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掛上鉤的。然而，黨報上大塊大塊的分析批判文章，又不能不使這些好奇的人，只能怨自己水平低，覺悟鈍。
很快，又掀起了批判「三家村」即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這三個人的熱潮。
這一下，連最普通的中國人也會有驚訝了：乖乖，北京市的共產黨書記、副市長都是反黨分子，這還得了！
更讓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緊接而來的竟是中共北京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整個兒垮了台，國人皆知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市長也是個「反黨分子」、「黑幫人物」了。
這一切，對於底層的人們來講，確實是極度出人意外的大事。
從這個時候起，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們，就連普通的工人、農民，甚至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們都感覺到，這「文化革命」看來不僅僅是文化人的事了。
然而，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儘管異常出人意外，但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共產黨組織，還是很自然又熟練地將這場運動納入了原已有過的模式——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的軌道，使其在黨組織掌握控制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當時，除了最高領袖及很少一些人之外，全國上上下下，包括中央的部長，各省的省委書記，大概都以為，這場什麼文化大革命，無非是一場新的、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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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秋，我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一中學初中畢業後，當一所中專學校發來了錄取通知書之前，在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的父親為我到市商業局汽車隊謀到了一個職業：做一個汽車修理工。然而，當我決定棄學後，不知何故，我的工作又改成為去一家大型國營攝影社做攝影師學徒工。我當時不喜歡攝影師那種文質彬彬的職業，而嚮往到大型國營工廠去當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產業工人，做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但木已成舟，無法改變，我只好進了國營勝利攝影社，以它作為從學校踏入社會的第一站。
其實，勝利攝影社是我所在的城市乃至全省都很有名氣的高級名牌照像館，它地處市中心廣場，僅店本部就有八十多名員工，加上它的附屬店及一個工場，總共有一百多人。持有商業部頒發證書的高級攝影師有好幾位，其中有三位攝影師甚至有過曾專為來長沙視察路過的毛澤東主席拍攝照片的光榮經歷。勝利攝影社的店堂、設備器材在當時全省也都屬一流。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它依然是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和一道風景（當然，它現在變得更為高雅、更為漂亮了），可惜，我當時是全然感受不到這些光彩，而是在不少人的羨慕眼神中，反倒勉勉強強成了它的一名小員工。
然而，我的文革之路，其起點便是在這座令人難忘的名牌老店之中。
那年，我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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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市委派駐我們勝利攝影社的社教工作隊李隊長，召集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名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加上攝影社的黨支部成員和團支部成員，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
所謂「社教」，即當時全國各地各單位先後在進行的一場旨在讓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清理人事與經濟賬目的運動，它的全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主持過一次很有名的「社教」工作，被中央命名為「桃園經驗」，而向全國各地推廣。
從這一天起，我便喪失了一名「觀眾」的身份，而被捲入到這場長達十年之久的運動中，並為之耗費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當時，我不到十七歲，是屬於「解放牌」即與新中國同齡的一代青年人。照講，一名學徒工，既非黨員亦不是團員，那是遠遠不夠格進入「積極分子」圈子的。但由於我的父親是一個在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老黨員，這樣光榮資歷的家庭背景，在管轄攝影社的市綜合商業公司系統內，尚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一。在那時，家庭出身，即父母的政治狀況如何，對於子女可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當我參加工作一來到勝利攝影社，社黨支部便將我確定為「革命接班人」之一，黨支部康書記曾單獨召見我，嚴肅又不失親切地向我宣佈：「你是革命的後代，我們無產階級的江山，將來就靠你們這些接班人來守了，在『勝利』，有些人表面看來老實肯幹，但我們心裡明白，無論那些人怎麼積極，『勝利』的班，我不會讓他們接！如果真讓他們接了班，那豈不是會讓他們那些當資本家、地主甚至國民黨反動派軍官的老子高興得跳起來？！因此，無論他們表現得多麼積極，始終只能作為我們團結引導的對象，而不能讓他們接班，至少在沒有經過重大考驗之前，不能將他們列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但像你這樣的青年，則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勝利』的革命事業，將來就靠你們來繼承，發展咯……」康書記的話，使我非常激動、興奮，也感到非常自豪。社教工作隊進駐勝利攝影社後，接管了全部政治權力，黨支部亦要受工作隊指導，因為它是市委派來的。工作隊的任務是到攝影社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恰正逢文化革命運動在全面鋪開，因而工作隊又兼了領導文化革命運動的任務。自然，我依然被他們列入到「根正苗紅、政治上可靠」的積極分子名單中，雖然我還只是一個不到十七歲的小學徒工。
秘密會議是在攝影社三樓的社教工作隊辦公室召開的。
參加會議的人，個個表情嚴肅，沒有人敢喧嘩，都規規矩矩地坐在各自找到的位置上，聆聽李隊長的講話。
李隊長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沙市人，聽他的話自然不費力。他精精瘦瘦，但聲音卻異常宏亮，如果你不看他的嘴唇，怎麼也想像不出，那銅號般的聲音是出自那單薄的身軀。他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說話時不時瞟幾眼攤在辦公桌上的一個筆記本，並且不時地用手勢增強他語言的力量。
李隊長說，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幾個月了，批判「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口誅筆伐鬥爭也搞了一段時日。現在，根據市委的佈置，運動已到了「上掛下聯」打活靶子的階段了，什麼叫「上掛下聯」呢？就是要根據「三家村」那些黑幫分子的反動思想、方法、手段等等，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具體情況，挖出本地區單位存在的「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小爪牙。
李隊長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繼續說：
「今天找大家來開會，就是要你們每一個同志開動腦筋想一想，或者說尋找尋找吧，在我們勝利攝影社一百多號人中，有沒有像鄧拓、吳晗、廖沫沙那樣的黑幫爪牙呢？」
李隊長說到這裡頓住了，並且詭秘地笑了笑，他瞟眼看了看桌上攤開的筆記本，又抬頭掃眼看了看與會的人，大概這個問題太突然，又太具體，而且也不知道李隊長是不是要求大家回答，所以到會的人沒有一個敢吭聲。
辦公室裡頓時寂靜無聲。
打破這寂靜的只能是李隊長。他又端起茶杯，並沒有立即喝，而是繼續掃眼望著大家，慢條斯理地說：「你們說，在『勝利』，會不會有『三家村』的應聲蟲、小爪牙？」
「恐怕也會有。」團支部書記怯生生地輕輕說。
「不錯！」李隊長忽地放下了還未喝的茶杯，以讚許的眼光笑著對年輕的女團支部書記說。緊接著，他收斂了瘦臉上所有的笑容，而換上了嚴肅的面孔，鏗鏘有力地對我們說：「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分成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都會是這樣。』大家想想，勝利攝影社並不是處在荒無人煙的沙漠裡，那麼，階級鬥爭難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