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史達林主義的影響，並由此追溯到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乾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迴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麼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佔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如果說「權力鬥爭」和「全民發瘋」，那麼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史達林主義」，那麼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麼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於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於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佈局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推廣，縱有後來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麼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像——這一類大事都不容忽略。
但這裡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一九七四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胡耀邦後來成為黨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後來成為黨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慾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後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傢具熱」——上海品牌的手錶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描寫的一夥軍幹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慾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藉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徵，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盪，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裡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後來政策進退失據，反覆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迴盪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後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並不是對ＢＢＣ或者ＶＯＡ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裡，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崙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後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並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後視鏡。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一九六七年文）。這從反面洩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本書中描寫的那樣，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並沒有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