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親輕輕喚醒了。睜開眼睛，才發現母親已替我脫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溫暖的被窩裡。
馬嬸坐在炕沿。
母親說：「馬嬸看你來了。」
我便對馬嬸戇戇地笑。
馬嬸卻急迫地問：「你見著我家國華了嗎？」
我莫名其妙地望著母親。
母親說：「你沒走幾天，國華也『大串聯』去了，到現在沒回來，和你一樣，連封信也不往家寫，你馬嬸天天擔慮得吃不下睡不著……」
我說：「我們又不是一塊兒的，哪能見著他呀！」
馬嬸又急迫地問：「你聽說鐵路上發生什麼車禍沒有？」
母親趕緊接著說：「人們都講鐵路上發生了好幾起車禍，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丟眼色。
我並沒明白母親的意思，老老實實地回答：「千真萬確！鐵路上是發生了好幾起車禍。有的列車三四節車廂砸在山洞裡，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聯』的紅衛兵！不但鐵路上，公路上也發生車禍呀！還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紅衛……」
「別亂說了！你信口胡謅！」母親瞪著我，生氣地打斷我的話。
馬嬸哇地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家國華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麼連封家信也不寫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們馬家就這麼一個兒子，連個傳宗接代的根苗都沒有了，這可怎麼好呀！我是哪輩子做了孽呀！」
母親在一旁說些寬心話勸她。
母親越勸，她哭得越凶。最後摟抱著母親，在我家放聲號啕，引得母親陪著哭。
我望著摟抱在一塊兒哭作一團的兩位母親，為自己說的那番老實話後悔不已，噤若寒蟬地轉身面壁，縮入被窩裡。
馬嬸哭了很久才悲傷萬分地離去。她離去後母親將我狠狠數落了一頓……
我的雙腳凍傷了，先是紅腫，繼而生了凍瘡，開始潰爛。
我幾乎整整一個月沒下炕，更沒邁出過家門。王文琪被槍斃了，也就再沒有哪一個同學到我家來看望我，告訴我一些學校裡或社會上的運動情況。他雖然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子彈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時候，總是念及同學三年他對我的種種友誼。甚至還想到他的墳上去表示一點緬懷之情。可他的屍體是被醫院直接從刑場上拉去解剖了的，無墳可供我去憑弔，不免為他也為自己淒淒然。
從母親口中，倒是片片斷斷地瞭解了一些我們這個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離開的兩個月內發生的變化：馬叔被單位揪出來了，唸過「國高」的人當然是「臭知識分子」無疑。母親說即使他沒唸過「國高」也會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因為他的出身原來是地主。張叔也被揪出來了，因為他大小算是個「領導」，儘管不過是區商業局下屬一個片的幾個小商店的臨時負責人。好在他不是黨員，夠不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檔次，所以批鬥「走資派」時，他只作個配角陪著低頭彎腰而已。孫叔被揪出來是我早已預料到的。當母親告訴我時我並不覺得奇怪。——國家正式的十九級幹部，且在黨，不揪出來難道還能放過他？如今統計一下，不消說那些身為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和更高級的幹部們，就單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長吧，文化大革命中沒被揪出來過，沒被批鬥過的又有幾個？全國加一塊兒準超不過三位數。
而吳叔亦被揪出來了，卻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母親告訴我時嚇了我一大跳。他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在我聽來也無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從他收破爛的手推車上發現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寶像碎片。當然要受到嚴肅的質問：為什麼將毛主席的石膏寶像打碎？為什麼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爛兒的車上，和些個破爛兒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寶像和破爛是一樣的，想要「破爛兒的換錢」？
他說，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寶像，頭天晚上他的收破爛兒車上還沒見有那些嚴峻的碎片，興許是誰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贓，才將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寶像趁夜間放在他收破爛兒的車上。
人家未免懷疑，未免繼續質問。
他又委屈又著急，竟臉紅脖子粗地大聲吼：「我們家從來不買那玩意兒！有那錢我買瓶酒喝！再者收購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兒既然碎了，就一分錢也不值！」
這番話還能不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嗎？甭說他一個「盧二爺」或者「盧二驢」的，就是十個二十個，也定他倆五一十打成「現行反革命」！何況他本不屬於純正的無產階級，乃是個「流氓無產者」，不過沾著無產階級一點兒邊，沒什麼反動言論，也可能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掃帚不經意間稍帶著劃拉一下的。他當天就受到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押入了街道「黑幫」隊的行列，據傳要判刑。
我離家的兩個月內，我們這個大院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幫院」了。院門上光榮的紅旗鐵牌已被除掉。七戶人家四戶的戶主被揪出來，還不成了「黑幫院」嗎？
我們的大院已不成其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無幾。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傢伙夜間幹的，就是大白天幹，院裡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議。不過那些傢伙還顧著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幹。好端端的兩扇院門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門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櫃子做寫字檯了。偷便偷罷，盜則盜罷，還要往我們院裡潑柑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們所為。但也保不準絕沒大人照樣幹。下水道在衚衕口。垃圾站更遠。寒冬臘月的，圖省力，少走路。僅此而已，倒並不見得存什麼壞心眼兒。
有天夜裡，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陣響驚醒，拉亮燈，坐了起來。
母親也被驚醒，卻躺著側耳聽，一動未動。
我問：「媽，怎麼回事？」
母親低聲說：「還用問，準是又有人在扒咱們院的板障子唄！」
「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母親按住我，訓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許你出屋！大人們都不敢管，你一個毛孩子管得了嗎？不管倒興許好，何日板障子扒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說不定哪天夜裡扒誰家屋頂！」
看母親那種極膽小極怕事的樣子，我只好憋著怒火，悻悻作罷。
母親天天睡前用鹽水給我泡洗一次腳。一個月後，我凍傷的雙腳終於好轉，可以下炕走動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門，站在院子裡，簡直認不出我們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門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連廁所的頂蓋和圍簾也不見了，滿院是污水凍的髒冰，一層覆一層，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俱全，是從沒有了門的大門口呈瀑布狀淌進來後結凍的。廁所幾乎被垃圾山包圍了。
而街坊們，對我們院的人好像還並不怎麼歧視似的，見面照舊點頭，打招呼，問：「吃了嗎？」「起來了呀？」夜裡幹著坑害我們院的缺德事，白天卻對我們院的人顯出極善良的模樣，彷彿缺德事根本不是他們幹的，是缺德鬼幹的。這些人真是虛偽之極！
我到學校去了一次。學校的鍋爐因為沒有煤燒，早已熄火，每間教室都陰冷陰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沒人堅持在學校裡鬧革命。也就失去了幾個月前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好形勢」。彷彿全校的紅衛兵都在冬季轉入了神秘的「地下鬥爭」。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煤，全市缺少煤。煤礦工人也鬧革命，缺少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缺少煤，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在這個冬季格外寒冷。《東方紅》的樂曲，每天卻仍響徹這座「東方紅城」的上空。
當年哈爾濱市的普通居民們買煤買燒柴是憑供應本的。
每戶每個月六十斤燒柴，平均每天二斤。每個季度半噸煤，平均每天只能燒一小桶，燒柴是濕的，去掉水分，實際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來斤。買回家，需劈得細細的，架在爐台四周烤乾，才能生著火。普通居民們能買到的只有「無煙煤」。名曰「煤」，其實不是煤，是煤礦採煤過程衝出的煤粉，煤粉那麼細，不知在煤礦堆積了多少年月。這樣的所謂的「煤」，居民是沒法兒用來做飯取暖的。倒進爐膛一鏟，大半鏟漏到爐底。一個小時也難生著一次火。我家的溫度並不比學校教室裡的溫度高多少。而燒柴是月月不夠用的。就是那樣的「無煙煤」，也得每天按量計劃著燒。第一天燒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燒。
那個冬季，我為家裡做兩項重要的事：白天夾著麻袋，腰裡別著斧頭，到離家很遠的一個木材廠去扒樹皮。木材廠是禁止扒樹皮的，得偷偷地翻牆而入，偷偷地翻牆而出。運氣好，每天能帶回家十來斤樹皮。運氣不好，被木材廠的管理人員捉住，不但所扒的樹皮白費工夫和力氣，麻袋和斧頭被沒收，連自己也會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馴服，則會挨揍。我雖然挨過幾次揍，卻從未間斷去扒樹皮。不去扒樹皮，我家的爐膛也可能像學校的鍋爐一樣熄火。晚上則在家裡團煤球。每次團上百個雞蛋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