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從車窗望見大地上的雪，我才認為我是真正回到了我的北方。
我這個北方的兒子對雪有著一種對母親般的親情。一見雪，我是格外地想家了。離家不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卻覺得像兩年那麼長。
哈爾濱——北京——成都——北京——哈爾濱，兩個月內，竟沒往家裡寫過一封信。不知母親是怎樣地日日夜夜為我的安危提心吊膽呢！「大串聯」是我的第一次遠足旅行。它使我親眼目睹，全中國確是「天下大亂」了。據說亂是好事，可以暴露階級敵人，鍛煉革命左派。我想，十七歲的我，無疑是受到了一次鍛煉的。起碼我懂得了，鮑紅衛之類，是應謹慎提防的。「張珊」和「姚舞」之類，是應不與交往的。對於亂，哪怕是因自己而引起的亂，也不怎麼驚慌了。這一點，差不多是當過紅衛兵或雖未當過紅衛兵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共性。
「就憑這個陣勢還想嚇倒人啊？老子文化大革命中領教過！」
在以後的一些小小的亂的場面，我常聽到我的同齡人們這麼說。大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是對我們共和國的一代人的徹底放任的「集訓」。形成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青年風骨上氣質上截然不同的區別。有人將一代紅衛兵貶為「狼人」。這觀點挺解恨，但並不完全正確。歸根結底，他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許許多多罪惡，倘全栽在他們身上，則無論怎麼解釋也不能夠自圓其說，順理成章。而他們正是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向歷史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在全中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反思的人們之中，一代紅衛兵的反思尤為獨特。他們的反思具有最屬於他們的頭腦的深刻。我在一本什麼刊物上曾見到過羅丹那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的攝影，我欣賞了很久。思想者——這才更是一代紅衛兵中仍未背棄對我們共和國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徵、倘剖開他們的胸膛，定會捧出一顆滾燙的心。這心內凝聚著一種使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當列車馳上松花江大橋，我不由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那一年松花江封得遲。江心島沙灘被雪覆蓋得潔白無瑕。江水一點兒波浪也沒有，像快要凝固了的岩漿一樣緩緩地流。絮團似的雪花一接觸水面，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江畔人跡寥寥，顯得那麼冷清。
我覺得缺少了些什麼，就問借給我大衣穿的那個同校的紅衛兵，「你看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他便也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也說：「真的，是缺少了些什麼啊！」
於是好多人都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
「咦？青年宮前的天鵝雕塑咋沒啦？」
「江畔的雕塑怎麼都沒啦？」
原來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美好的雕塑。
在我們這些哈爾濱市的紅衛兵們離開它兩個月的時間內，江畔的雕塑統統被砸毀了。扔到江裡去了。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大發議論：
「他媽的，準是外地紅衛兵幹的！」
「未見得，很可能正是我們哈爾濱紅衛兵幹的！」
「哈爾濱紅衛兵可以到外地去砸。為什麼外地的紅衛兵不能到哈爾濱來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
「『四舊』可以砸，別見什麼砸什麼呀！天鵝雕塑算『四舊』嗎？」
「那廣州的『五羊』算『四舊』嗎？不是也砸了個稀巴爛嗎？」
「媽的！幾個湖北紅衛兵，分手時囑咐我一定在天鵝雕塑前照張相寄給他們，砸了我還照個屁！」
「這就叫不破不立嘛！」
列車已經開過江橋了，大家仍七言八語。彷彿只要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是斷斷不會允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被砸毀扔到松花江裡似的。我想，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也註定了難逃厄運。說不定他們還親自動手砸。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普遍的情緒，可以謂之「革命」情緒罷。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會顯得「別有用心」了。而任何的東西，只要是美的東西，當年大抵與「革命」格格不入。總能找出極正確的「革命」的理由砸它個稀巴爛！包括花鳥蟲魚。
「哈爾濱站」四個字是早已被「東方紅城」取代了。列車在「東方紅」樂曲中抵達「東方紅城」，令人心格外引起一種波動。於我那衝動的原因卻很單純——管它叫「哈爾濱」還是叫「東方紅城」，總歸是到家了！
站台上兩面旗幟迎風招展。一面旗幟上寫著「八．八團」，一面旗幟上寫著「紅色造反團」。兩團的儀仗隊肅立在站台兩側，之間有一段暫時「和平共處」的神聖距離。列車剛一停穩，兩團儀仗隊同奏兩團團歌。
我們大為詫異，想不明白勢不兩立的這兩大派組織，究竟為何抬舉我們這些「大串聯」歸來的雜牌軍，如此隆重地迎接我們。一個個從車窗探出腦袋，受寵若驚。
卻白白浪費了一陣感情。迎接的並非我們，而是兩團各自的赴京談判代表。我們這些雜牌軍，與名揚全國的兩大派組織的赴京談判代表同車歸來，也夠使我們很感到榮幸的了！
兩團的談判代表們當然沒跟我們這些雜牌軍混在一起。
各包了一節車廂，而且都享受著臥鋪的舒適。在北京主持談判的是周總理。據說兩天內談判了三次。據說他們當著總理的面互相大拍桌子。激怒了總理。總理後來也拍起了桌子。毛遠新當時是「八．八團」的大頭目，而「紅色造反團」的頭目之一也是他們的赴京談判代表之一的馮昭逢，則是烈士遺孤。據說還是總理的「義子」。名揚全國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頭目們和赴京談判代表們非等閒之輩，也就難怪總理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為他們主持談判了。
兩團赴京談判代表踏下他們各自包的車廂，走向兩團的儀仗隊員們，紛紛與之握手。紛紛說：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敬愛的周總理支持的是我們！」
「總理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肯定了我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說的差不多都是同樣的話。也就無從知道，毛主席和黨中央究竟肯定了他們哪一派？談判的結果究竟圓滿不圓滿？倘說圓滿吧，看他們那種相互敵對的態度絲毫末減，一如從前，分明在北京的談判桌上並沒有達成什麼今後團結一致的協議，更沒有當著周總理的面握手言和，倘說談判破裂吧，聽他們那些話，又彷彿對談判的結果都感到十分興奮。
從車站大樓內擁出了他們各自的團報記者，圍向他們各自的代表，一手拿本兒，一手拿筆，提出一串串的問題，飛快地記錄著。
「你對今後的鬥爭形勢怎麼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你認為中央『文革』內部存不存在著尖銳的鬥爭？」
「無可奉告。」
「我們『紅色造反團』有同『八．八團』實行革命大聯合的可能性嗎？」
「這個問題應該向他們提出才對！我們『紅色造反團』絕不同堅持保皇派立場的組織實行什麼所謂大聯合！這是我們永遠也不會放棄的鬥爭原則！如果他們重新選擇他們的立場，我們舉雙手歡迎他們回到真正革命左派的陣營中來！」
這一邊兒在答記者問，那一邊兒則在發表演說：
「我們『八．八團』絕不會重新選擇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的立場，乃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立場。除了這唯一的立場，我們別無選擇！誰誣蔑我們是保皇派，我們就義無反顧地充當鐵桿保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不是我們『八．八團』的恥辱，而是我們『八．八團』的莫大光榮！……」
這一邊有人以十足的外交家風度含沙射影。那一邊有人以傑出的演說家風度慷慨陳詞。兩邊照相機的閃光燈頻頻閃耀。情形使我們這些車上的雜牌軍歎為觀止。對兩邊都打心眼兒裡肅然起敬，造反造到坐包廂車進北京，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從中調解談判的份兒上，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除了兩派赴京談判代表的兩節車廂，其他車廂都沒開門。乘務員們似乎早有思想準備，手攥著鑰匙把守車廂門口，等兩派前來迎接的儀仗隊員、記者簇擁著他們各自的代表，熱熱鬧鬧地離開站台，才打開車門。
雜牌軍們爭先恐後往車下跳，往出站口跑，都想要看到兩派在站外繼續什麼名堂，什麼熱鬧。
我也跟著人流跑，擠。
義大利著名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他拍攝的一部影片中，運用了一個情節形象地揭示了人的這種愛湊熱鬧的心理：年輕的男主人公本是為著追蹤一個兇手才進入遊樂場的——台上現代派歌手們在如癡如狂地演唱搖滾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將電吉他連摔帶踏弄得四分五裂，拋向觀眾，於是觀眾發了瘋似的去奪去搶，人壓人，腳踩手。搶奪得烏煙瘴氣，於是主人公在那樣一種氛圍之下也一時忘了去尋找殺人兇手，也撲上前去奪去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