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擠上了開往成都的列車。
我學習那個瀋陽女紅衛兵的「先進經驗」，一上了火車，就一頭鑽入座位底下。我原以為這是一「絕招」，沒想到如是者並非我一人。座位底下另是「一重世界」，甘為「人下人」的還真不少。並且預先早有所準備，帶了水和乾糧。紅衛兵四海之內皆兄弟。感謝他們的關懷和愛護，我餓了分給我乾糧。我渴了施給我水。一路總算沒太餓著，也沒太渴著。也不敢吃得太飽，喝得太足——怕不斷上廁所。在座位底下互相交談，沒話可談時就睡。
三天四夜後，順利到達成都，雖然比正常運行時間長了三倍，但一路無凶無險，亦可謂之「順利」。
出了成都火車站，第一個印象是恐怖——幾十個紅衛兵，正在車站對面往一堵牆上貼大字報，大字報是用紅墨水寫的，龍飛蛇舞，洋洋灑灑萬餘言，十幾張，貼滿了那堵牆。沒心思上前去詳看內容，只瞥見了「蓉城慘案」一行標題。貼在牆上的三分之一是無字白紙，不知留待何用，遠遠地站住看究竟。
只見一個紅衛兵，手持一把笤帚，其柄兩米多長，笤帚頭正在桶裡翻來覆去地蘸著，像一位大書法家正在潤筆。
另一個紅衛兵，將半盆糨糊倒入桶內，用棍子猛攪一陣。那持笤帚的，終於要大顯身手了，拉開架勢，似乎還運足了丹田之氣，以帚作筆，高高舉將起來，刷刷刷，果然身手不凡，確乎弄墨「騷客」，反撇倒書，正橫斜挑，一筆寫出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字——血！
寫罷棄帚，退後幾步，拭手自賞。
他的一個夥伴，提起那桶，如往牆上潑水救火般，盡力一撥，滿牆頓時「鮮血淋漓」。攪和了糨糊的紅墨水，黏黏糊糊，嘀嘀嗒嗒往下淌。桶也不要了，盆也不要了，笤帚也不要了，他們揚長而去，見者避之惟恐不及。
我被驚呆在那裡，覺得「天府之國」，似乎處處充滿殺機，潛伏著禍及生命的凶兆。
召回膽魂，穩定了心神，茫茫然又往前走。暗想：老子也是頂天立地一個紅衛兵，怕個鳥血字怎的！
忽然許多人朝一個方向跑去。聞說那裡造反派要當眾懲辦一個「女匪首」。我便聯想到在讀過的一些書中，國民黨稱共產黨「共匪」，稱女共產黨「女匪」，進而聯想到「雙槍老太婆」，聯想到「黃英姑」。莫非四川出了一批武裝反革命，為首的又是個女性？
心中好生狐疑，不免要打聽個明白。不敢問男人，覺著當地的男人們看上去都有點凶。便問一個賣烤地瓜的年輕媳婦。媳婦雖年輕，在這年月不造反，賣地瓜，足見是個「良家婦女」，不屬「孫二娘」或「顧大嫂」一類。為討她幾分好，先買了她一個地瓜吃著，然後才搭訕地問。
她告訴我，成都有一派群眾組織，被對立派宣佈為「匪派」，揚言要「剿盡滅絕」。
她善良地勸告我：「小兄弟，千萬莫多管閒事！成都兵荒馬亂的，你小小年紀，此地可不便久留啊！」
我謝過她的善良勸告，吃著地瓜走開。本想不看那當眾懲辦「女匪」的熱鬧，卻按捺不下強烈的好奇心，身不由己地還是跟在眾多的人們後邊去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被造反派們五花大綁地押著。一個造反派當眾宣讀她的罪狀，特務、大破鞋、以色相拉攏腐蝕真正的革命左派領袖、挑動群眾鬥群眾、散佈反中央「文革」的言論——總之是十惡不赦，罄竹難書。
當街支著一口大鍋，鍋內是燒著的瀝青。罪狀宣讀完畢，幾個造反派就將她舉起，拋入鍋中。濺出了許多瀝青。
人們站得遠遠地看。默默地看。
那女人在大鍋中扭動著身軀，因被五花大綁，站不起來，像一條大魚，頭尾翹在鍋沿外，身軀在瀝青中煎著。頃刻「煎」得焦黑，卻始終只是掙扎著，不停地扭動身軀，並不發出痛苦的或不屈的叫喊。以為她格外的堅強。聽身旁的人議論才知道，是嘴裡被塞滿了棉花……
造反派們撤下她，擁上一輛卡車，卡車呼地開走了。
她仍在鍋中掙扎，扭動。
忽然一個男人一手扯著一個女孩跑到那口鍋前，想必是她的丈夫和兩個女兒，丈夫哭，女孩也哭，都跑著哭。卻不敢推倒那鍋，或扶她從鍋中出來。但眼見妻子、母親在受罪，解救之心畢竟急迫。一個男人兩個女孩就雙手往鍋外捧瀝青。看他們那樣子，瀝青是很燙手的。
一個賣豆汁的中年漢子，遠遠地將一把鐵勺扔過去。那男人就飛快地用鐵勺往鍋外潑瀝青——
在所有我親眼見過的刺激性的場面中，那是最殘忍最無人性的一次。後來我聽說過許多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可怕的事，比如內蒙古對所謂「內人黨」的拷打逼供，比如某省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只要他們半票以上舉手通過，就可將一個人「就地正法」——而且採取的是砍頭的方式，謂之「節約鬧革命」。據說當年一顆子彈三角七分錢。如今人民幣貶值，肯定不止三角七分錢了吧？「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後來被證實是實有其事，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制止。若細查當年中央「文革」首長們的講話，會尋找到歷史根據的。如果他們當年的講話材料仍全部被保存無遺的話。又比如將重鉛塊用細鐵絲吊在女人的奶頭上——用電影照明燈的強光照射人眼，使人眼花在什麼也看不清的情況下遭受毒打——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著名編劇家海默就是如此死去的……但畢竟都是耳聞，而非目睹。
那一次親眼目睹，我是真的毛骨悚然，魂飛魄散了。
忽然又開來一輛卡車。車上跳下另一派人——「匪派」的人們。他們從瀝青鍋中救出了他們的「戰友」，當眾替她恢復了名譽，宣告她是他們的「鋼鐵戰士」，是當代的「江姐」，是他們的驕傲，他們的榜樣……
接著高呼一陣口號：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屈服！」
「只要生命在，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永不變！」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喊了一陣口號，撒了一陣傳單，他們將他們的「鋼鐵戰士」扶上車，悲壯地唱著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就義歌》：
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卡車緩緩地行駛，歌聲久久地迴盪……
下午，我在成都氣象學校住下了。於今，已記不清是怎麼住到那裡去的了。
那一天白天很陰。傍晚開始下雨。瀟瀟細雨，似無晴期。
「秋風秋雨愁煞人。」
住的是教室。水泥地上有草。草上有蓆。地是潮的。草是潮的。蓆是潮的。一人一床棉絮。棉絮也是潮的。不知被多少人蓋過了，已蹬扯得沒個形狀，亂糟糟的一團。教室明明有窗，臨街的牆壁和屋頂之間，露著一尺天，不知何緣何故。
雖然到了南方，夜間照樣很冷。縮頭縮腳，全身鑽在棉團裡續窩，像一隻耗子。那教室裡懸的不是日光燈，而是燈泡。那一夜，那教室裡只有我和一個來自寶雞的中學紅衛兵。他也冷得睡不著，從棉團中扯出我，讓我用肩托著他，幫他降下燈泡。我便遵命。電線挺長挺長，用繩紮著。降下來後，離地面半米高。二百度的，散發著一環熱。他將他的草和蓆移近我，燈泡吊在我倆之間，我們都覺著暖和了些。他告訴我，明天人民南路廣場要召開鬥爭李井泉、李大章的萬人大會。我問他李井泉是誰？李大章又是誰，他顯出譏笑我所知太少的樣子，說一個是西南最大的「走資派」，一個是四川最大的「走資派」，邀我同去參加萬人大會。我不感興趣，又不願掃他的興，嗯嗯啊啊地答應著，迷迷糊糊地睡了。
我是被他弄醒的。醒來已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將兩個用傳單包著的饅頭放在我的蓆子上，催我快吃，吃完和他一塊去人民南路廣場。我見外面仍下雨，不願去，但昨晚已答應了，況且人家先起來，給我帶回了早飯，也沒個什麼理由推脫。匆匆地吃下那兩個饅頭，下樓去洗了臉，在他的帶領下向廣場出發。我們到時，廣場已坐滿了人。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當年，批鬥「走資派」是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的首要「革命任務」。工人不參加扣工資（「金錢掛帥」、「物質刺激」早已批臭，沒獎金，勞動模範只發獎狀。故無獎金可扣。對於工人階級，扣工資是挺要命的事，故他們不敢不去）；農民不參加扣工分，雖然是二季稻待收季節，他們也得去。沒專車接他們。他們是起五更早，三四十里五六十里遠徒步趕進城的。他們到得最早，大多數坐在批鬥台最前邊，耐心地等待批鬥大會開始。他們顯得比工人階級更有紀律性。因為他們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階級」，而是「依靠對象」，是配角。所以他們的紀律性體現著他們傳統的良好修養，不喧賓奪主。
大學紅衛兵是這次萬人批鬥大會事前的決策者，現場的組織者。在這種氣氛莊嚴而情形恢宏的時候，往往就輪不到初中和高中紅衛兵們表現自己了。東西南北中，各地全一樣。中學紅衛兵，只有得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