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文老師姓龐，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是位四十多歲身體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語文課的時候，她的第一句話是：「同學們，看過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的舉手。」
我環視兩旁，無人舉手。
我猶猶豫豫地舉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臉上，許久沒移開。她彷彿默默期待著更多同學舉手。
過了幾分鐘，還是再沒有一個同學舉手。
她終於對我說：「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鏡，掏出手緝擦了半天，戴上後，盯著粉筆盒沉思起來。她臉上有種惴惴不安的表情。好像她預感到了某種威脅，但又不知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她的反常神態使同學們奇怪。坐在我兩側的同學將目光投射到我身上。
終於，她抬起頭望著大家，以誠懇的語調低聲說：「同學們，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檢查，承認錯誤。上個星期，為了指導大家學習雜文寫作，我曾在課堂上向大家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幾篇。這兩本書，現在已經受到了公開批判，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我給大家讀過的那幾篇，是這兩本書中問題最嚴重的幾篇……我……我已經向學校領導交了書面檢討……我思想覺悟不高，認識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於……在課堂上間接地傳播了壞思想……我感到很對不起同學們……很內疚……我歡迎大家對我進行嚴肅的批評……我……我保證今後再也不犯這種性質的……錯誤……今天的作文課，不再寫雜文了，改寫記敘文，文題不定……大家任選吧！……」
說完這一大番話，她臉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絹擦臉。
在大家埋頭寫作文的時候，她輕輕走到了我身旁，低聲說：「你出來一下，老師有話對你講。」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將教室門掩好，說：「全班只有你一個人是看過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師的錯誤非常嚴重，你要是對老師今天的檢討還有什麼意見，希望你能當面向老師提出來……」
我的語文成績一向較好，是她喜愛的學生之一。我連連搖頭，不容置疑地說：「沒有，沒有。」
她卻說：「怎麼可能沒有呢？你當面向老師提出來，總比以後……提出來吧，無論提得多麼尖銳，老師都會從內心深處感激你的……」
「沒有！老師，真的！」我臉都急紅了。我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錯誤看得那麼嚴重。以後我才知道，她是個「摘帽右派」。
「也許……是老師把你想錯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簡直是逼我了，臉上浮現歉意的苦笑。
……
哈爾濱郊區農村發生嚴重蟲害。兩天後，我們全校師生到松花江北支農去了。包穀苗長起了一尺多高，大頭菜剛開始抱心兒。鉛筆那麼粗火柴桿那麼長的青色肉蟲，白天怕曬，隱蔽在包穀苗和大頭菜的葉背面，卻不停止嚙食，天可憐見！社員們的黃泥小屋的後牆上，無一不用白灰刷寫著「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爭取高產穩產，努力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學習大寨好榜樣，敢叫日月換新天」之類的標語，由於兩年來連續遭受水災，糧菜未收，生產隊今年竟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的地步！僅有的一台破舊的噴霧器也壞得根本無法使用。只能依賴我們這些中學生幫助滅蟲。辦法又簡單又野蠻——一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萬青色肉蟲！幸虧中國人多。支農又是學生的義務。
同學們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學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個個雙手戴手套，站在地邊，如同站在懸崖邊，畏縮不前。老師督促，萬般無奈，提心吊膽踏入地中，懷著恐懼蹲下身去，顫顫抖抖的手翻過一片葉子，那青色肉蟲驀然入眼，多到觸目驚心，一個個立刻失聲尖叫，倉皇躍起，奔逃開去。有的渾身瑟瑟發抖；有的臉上嚇得變了顏色，冷汗淋漓。
幾個平時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學都不願顯示他們的勇敢了。
老師也是怕的。老師怕也只好裝出不怕的樣子給同學們做「示範」。「示範」無效。老師就在地頭組織我們坐下來學英雄人物，學革命先烈。
老師說：「大家想一想，如果麥賢得和我們在一起，會像我們這種樣子嗎？」
同學們都羞慚地垂下了頭。
老師又說：「大家再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對反動派的屠刀，連死都不怕，我們今天卻怕危害農作物的肉蟲，可恥不可恥？」
大家的頭垂得更低了，但仍沒有一個人表示願作榜樣。
老師最後乾脆說：「反正這個生產隊的蟲害地包給我們班了，早滅一天蟲，早一天回學校上課。咱們學校的課程進度已比其他中學落後了好幾節，你們升不上高中可別怪老師！」
人家紛紛抬起了頭。
升不上高中，對我們將來意味著什麼，我們心裡比老師更清楚。於是我們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萬條青色肉蟲的「戰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以同樣的方法滅蟲？也不知道我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有多少農村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和噴霧器的地步？更不知我們一代人升學的權利早已被決定取消了！許多同學吃飯的時候嘔吐不止。有一個膽子最小的女同學，因為褲筒裡爬進了幾條蟲子，沒個掩身之地可以脫下褲子抖抖，嚇得抽風昏厥了。
然而為了早日返校上課，每一個同學都以最大的勇氣克服膽怯。
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著我們。我們命中注定將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爛的吳叔所說的那句宿命觀點的話——劫數難逃。
我們在江北農村度過了「五一」。
支農勞動結束後放了三天假。
我們重新開始坐在教室裡那一天，上第一節課的鈴聲響過了很久，不見一位老師的影子。老師們被校領導召集在一起，開什麼「緊急會議」。
忽然安裝在教室門右上方的喇叭箱裡傳出了校長的聲音：「全校同學們，經校領導和全體老師一起討論決定，今日不上課，收聽重要廣播。收聽後，召開全校大會！」
美帝國主義的飛機軍艦又侵犯了我們共和國神聖的領海領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又取得了巨大勝利？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又掀起反華叫囂了？蔣介石又向大陸派遣特務組織了？我國外交人員又發表什麼莊嚴聲明或強烈抗議了？……
全班同學交頭接耳，猜測判斷。
喇叭箱嗡嗡響了一陣，一個男性嚴峻的聲音開始衝擊我們的耳膜：「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開火……毛全席經常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輕視這些敵人……」
我頓時想起了收破爛的吳叔的預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在經歷了滅蟲勞動後，我變得很神經質，夜裡常常做噩夢，夢見自己渾身爬滿了青色肉蟲，牠們嚙咬著我。早已將吳叔那天晚上的預言忘得一乾二淨了。
果然如收破爛的吳叔所料！
那個男性的嚴峻的聲音繼續著，字字鏗鏘，句句有力，充滿浩然正氣，充滿壓倒一切的戰鬥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體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激動包圍。幾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在我內心裡煽起難以平靜的情緒。
「階級敵人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拚命地破壞和攻擊我們。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攻擊的矛頭，總是對準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鄧拓一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及待『破門而出』的……
「對黨和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的鄧拓一夥……
「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
「不！你們並沒有喪失立場，你們的立場站得很穩，不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罷了。你們並沒有放鬆階級鬥爭，你們對階級鬥爭抓得很緊，不過是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罷了……
「是你們早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開了火……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廣播結束，教室內彷彿瀰漫著炮火硝煙。靜極了。同學們都一動不動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臉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現著僵刻呆板過分的嚴肅，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個歷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徹底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戰鬥檄文」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班主任老師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張報紙。她還沒結婚，只比我們大七八歲。我從小學考入這所中學的那一年，也正是她從哈爾濱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這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