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三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三倍多。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務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十一月二十三日公佈，從十二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華社報導，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四十多萬個。部分農民牴觸情緒嚴重。
一九五五年三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五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個，減為三萬七千五百零七個。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國務院發佈《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佈《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十二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一九五六年一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一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一九六七年）指標。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九十六．三％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八十七．八％的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十八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七年就完成了。
一九五六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七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佔工業總產值的九十九．一％，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三十三個鎮中有二十九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三百零二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一百一十六個，部分垮臺的有五十五個。
一九五七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十二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十八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雪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佈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六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