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一八九三年七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一八九五年八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一八九六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六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六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八九九年三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一九五○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一九五○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雪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雪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雪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一九六○年四月，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五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雪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雪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雪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一九六三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共寫了九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一九五八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一九六○年，但長期不公佈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一九七七年九月他訪問北京時公佈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幹而沒有幹成的事，你們幹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