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二月二十六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饑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了一千萬，一九六二年再減少一千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洩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鬆下來，以為雷霆已過。
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裡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裡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匯報的那些事。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一九六二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