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陞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一九五八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一九六○年一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三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一九六○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一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八十％。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一九六○年三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一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三月五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三月五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八十八％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六十六％。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匯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像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導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導，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槓槓。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十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十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麼！」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瞭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