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後一個必然取代前一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一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一切輿論工具，一切圖書，一切講壇，一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一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颳了一陣又一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他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一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一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一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一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當時也有一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一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他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六十萬不服從統一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一」。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為同一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