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三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四月七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六月到八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一九五八年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一千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三月，全省建廠一千多個；三月到五月，建廠三千五百個；五月到六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二十二萬個。其中，省辦的二千五百多個，縣辦的一萬五千多個，社辦的十八萬五千多個。全省出現了十多個萬廠縣，二十多個千廠鄉，五十多個百廠社。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一千五百三十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三十五個工廠投入生產。只有十三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五月底就建成了廠礦三百零七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一九五八年新建廠礦可達一千二百六十七座。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一九八○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一九五九年時九十二％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一九六二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五百零八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一百七十九處、設計能力七千四百八十四萬噸，佔設計總能力的四十四％。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佔七十七％，因此從一九六○年四、五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二十一％，一九六○年提高到二十四％；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十二％。虧損額直線上升，到一九六一年達到一百零五億元。其中工業虧損四十六．五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三：四十七下降到一九六○年的三十三：六十七。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一九五七年一百三十八億元，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七億元，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五億元，一九六○年三百八十四億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九百九十六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八十一％。平均每年投資三百三十二億元，比一九五七年高出一．四倍。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一九五八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一千五百八十七個，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一個，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一十五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週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三百一十二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二百四十六億元，佔新增國民收入的八十％，其中一九六○年國民收入減少二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三十九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三十八．八％，木材為十四．八％，水泥為三十一．七％，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四十．七％。在編製一九五九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五十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四百二十一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一百五十億元。
表二十四——三：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總計：
一九五四年：一百零二．六十八 一九五五年：一百零五．二十四
一九五六年：一百六十．八十四 一九五七年：一百五十一．二十三
一九五八年：二百七十九．零六 一九五九年：三百六十八．四十二
一九六○年：四百一十六．五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百五十六．零六
一九六二年：八十七．二十八 一九六三年：一百一十六．六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六十五．八十九
基本建設投資：
一九五四年：九十九．零七 一九五五年：一百．三十六
一九五六年：一百五十五．二十八 一九五七年：一百四十三．三十二
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九． 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九．七十二
一九六○年：三百八十八．六十九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七．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十一．二十六 一九六三年：九十八．十六
一九六四年：一百四十四．十二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百零一頁。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佔三十九．一％，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二十四．二％。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三十五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一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佔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一九五九年為七十六．三％，一九六○年為七十三．三％。見表二十四——四。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表二十四——四：大饑荒年代中國的外貿進出口情況
出口額（人民幣，億元）：
一九五六年：五十五．七 一九五七年：五十四．五
一九五八年：六十七．一 一九五九年：七十八．一
一九六○年：六十三．三 一九六一年：四十七．八
一九六二年：四十七．七 一九六三年：五十．
一九六四年：五十五．四 一九六五年：六十三．一
一九六六年：六十六．
進口額（人民幣，億元）：
一九五六年：五十三． 一九五七年：五十．
一九五八年：六十一．七 一九五九年：七十一．二
一九六○年：六十五．二 一九六一年：四十三．
一九六二年：三十三．八 一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