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九五九年末糧食部門因收得多、銷得少、庫存增加而喜悅，到了一九六○年夏天，糧食部門開始嘗到上一年對農民壓搾過度的苦果了。七月十二日，國務院財貿辦負責人的一個報告稱，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遼寧的十個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區情況緊急，現在糧食庫存北京、天津只夠銷四天，上海只夠銷兩天，遼寧只夠銷六天。
由於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餓死人太多，到一九六○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報糧食產量了。十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各省報上來的糧食產量匯總起來只有三千五百三十五億斤，比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九百億斤還少。徵購進展十分緩慢，而銷售卻增加很快，糧食庫存不斷減少。那時，全國八十二個大中城市六千一百萬人口，九月底庫存只有二十六億斤，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滬、遼等地庫存很少，隨調進，隨銷售。十月十六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上的報告說，今後九個月（今年十月到明年六月）剩下的銷售指標只有六百四十八億斤，每月平均七十二億斤。上年度同期實際銷售八百八十六億斤，月均九十八億斤。農民的口糧指標剩下更少。李先念說，如果每月平均銷售量不比上年度減少二十六億斤，今年增加三十三億斤的糧食庫存計劃就不能實現。李先念總是念念不忘國家糧食庫存，把國家糧庫看得比農民肚子還重要，這是統購包銷制度的必然。沒有寬裕的庫存，他就無法保證糧食供應，而糧食供應首先保城市。
城市糧食定量雖然一壓再壓，但還有保證。可憐的是農民。據譚震林一九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從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六月，每人每月的口糧為：山東十一．十三斤；河南十七斤；河北十七斤；山西二十斤；遼寧二十斤。這些口糧中以地瓜為主，如河南的十七斤中只有五斤純糧，山東沒有純糧。這還是國家供應指標，各級剋扣口糧的情況分嚴重，農民能吃到口裡的比上述數字要低得多。
在大饑荒期間一直實行壓農村、保城市的政策。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長的王民三回憶，一九五九年底，貴州正在大批餓死人的時候，中央召開了救災電話會議，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會上講了話，說北京糧食告急，要求各省從速調糧食支援北京。彭真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裡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一億斤。省委書記周林態度堅決，當場立即部署，省糧食廳連夜安排，限期突擊集運加工。鄧小平到四川時對李井泉也講過和彭真類似的話，認為四川缺糧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響大，要李井泉從政治大局考慮，多調出糧食保城市。
如果說過去幾年壓農村、保城市只是實際操作不見諸文字的話，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卻明確提出了「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針。八月二日下午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去年六月底庫存三百億斤，今年只有一百四十七億斤，其中新糧五十五斤，庫存再也不能挖了。準備進口糧食五百萬噸，但外匯緊張。農村調整先於城市，好轉先於城市。問題在城市。要緊縮農村，保大中城市。從一九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兩年零四個月裡，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有一百一十五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九百九十四處。從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是糧食部最難的一年。糧食部反覆算賬，算來算出，中央糧庫要虧空一百二十億斤（貿易糧）。國家打算進口一百億斤來補這個虧空。但外貿部估計，由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有旱災，我們的外匯又不夠，進口一百億斤有困難。這一年怎麼過來的？還是擠農民的口糧。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只有二千八百五十億斤，即使全部留給農民，農民的口糧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農民佔有糧食三千一百三十億斤）。實際上，這一年從農村淨調出糧食三百八十三億斤，拆原糧四百六十億斤。這樣，農村人均佔有糧食比一九五七年少一百二十三斤。幸虧很多地方已放寬政策，農民自留地、三邊地生產了一些糧食，有些地方還搞了包產到戶，形勢實際開始好轉。否則一九六一年餓死人會更多。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有一．二億人，僅供應的口糧食就有四百億斤，還有食品業、副食釀造業及工業用糧，總共需要五百多億斤。儘管從農村擠出三百八十三億斤糧食，但不能滿足城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壓縮城鎮糧食銷售量，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城鎮糧食銷售量比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減少了一百二十二億斤，但比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還是多四十八億斤。為了補上虧空，只好進口糧食。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進口糧食一百一十五．五億斤（從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就開始進口糧食，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進口糧食四十二．九億斤）。從一九六一年開始，津、京、滬主要是靠進口糧食維持。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李先念在糧食、商業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說，現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一九六一年購買力為六百七十五億元，而商品可供量為六百五十五億元。儘管商品供不應求，還是要優先保證出口。為了進口糧食，一定要擠出一切可以出口的東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豬、蛋、油之類的食品,還是從農民的嘴邊上奪過來的。進口的糧食只供應給城市。這也是壓農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虧由於實行包產到戶等應急措施，農村的糧食比前兩年度多了（全國總產量統計數為二千九百五十億斤，實際上農民自己在「三邊」地上種的糧食很難進入統計），徵購糧卻比前兩年大大減少，只有六百七十九億斤。這是幾千萬農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讓步。但這個糧食年度，國家向農村銷售的糧食也減少了一百五十億斤。農民還在飢餓中掙扎，據糧食部統計，一九六○年農民的糧食佔有量比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三年平均數減少了一百九十多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全國農村大約有一億人口每天吃糧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壓農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應方面。一九五九年春季，食油供應緊張，城市緊，鄉村也緊，出口任務完不成，工業用油不能滿足。中共中央開會討論，認為「多頭緊不如一頭緊」，決定把農村的食油供應堅決壓下來。除了生產油菜籽的地區以外，其他農村六、七、八、九四個月不供應食油。中共中央為此下了緊指示。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這件事時說：「採取這個措施引起了不少議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我們也有這一條，他們說農村不供應食油農民會造反。現在證明，農民沒有造反。」李先念用農民沒有造反的事實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說：「農村九月份恢復供應，但是供應量不能超過停止供應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應標準已經減少到二兩，新油上來以後是不是增加上去？我們的意見不再增加。」
眾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熱量是碳氫化合物（即澱粉類）的好幾倍。本來熱量不夠的農民，卻剝奪了他們吸收脂肪的權利，這是農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幹什麼？出口是一個方面。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收購食油二十五．七億斤，出口四．三十八億斤，國內銷售不到十九億斤。農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連雞蛋也吃不上。肉和雞蛋到哪裡去了？國家強行收購走了。國家用強制手段要農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按人頭下達指標。國家收購的生豬和雞蛋一是滿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強收購副食品，他說，收購上來的蛋，八十％出口，二十％內銷。內銷中第一是滿足在中國的外國人，第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帶有調侃地說：「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不吃雞蛋。工農聯盟，工農都不吃雞蛋。」他說的「滿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就是城市的特需供應。特需供應的對象一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高級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