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乾，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裡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八千五百億斤，公佈數為七千五百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三千九百八十億斤，一九八○年代統計局公佈的數字為四千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實際徵購糧食一千一百一十三．三十五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一百九十五．十四億斤，增長幅度為二十一．二十五％，糧食實際產量按四千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二十六％。一千一百一十三．三十五億斤比正常年景的八百五十億斤高出二百六十三．三十五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佔農民的口糧。福建省一九五九年全省糧食總產比一九五七年下降十二．二％，而從農村淨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四十．九％，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量減少十一．四十五億公斤，而糧食淨徵購量卻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四億公斤。糧食淨徵購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一九五七年為十六．八％，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分別上升到三十一．九％、二十七．二％。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九十四公斤，下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四十公斤，一九六○年只二百一十五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八十七萬人。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四百多名勞動力把其他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一．零一十六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四百多人口就餓死了七十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七月一日到九月底，全國徵購糧食二百六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四十九億斤，銷售糧食二百一十一億斤，比去年同期多二十二億斤。其中城市多銷十億斤，農村多銷十二億斤。全國九月底，糧食庫存四百一十八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六十八億斤。有十七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二千五百一十七萬。從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佈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佈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二○○三年八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一九五九年二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毛澤東不知底細，二月二十八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裡，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二十二——八：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一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收入部份
合計徵購：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九百二十．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八百二十三．七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七百九十四．六十七
糧食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九百二十．十一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一千一百二十五．四十四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一千二百一十四．二十九 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七百八十．八十四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六百七十九．十四
生產年度：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八百七十五．八十 一九五八——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