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六十五萬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八千二百四十九萬，五年增長了四十三％。而糧食部統計的一九五三年城鎮人口為九千一百八十二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一九五○年的三百五十五億斤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七百二十一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十四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一九五○年為一百，一九五一年為一百四十七，一九五二年為二百二十八，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四十億斤的赤字。六月三十日，國庫存糧由一百四十五億斤減少到一百零五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一九五三年六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一九四九年為一百，則一九五○年為一百一十七，一九五一年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為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三年稍高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十％。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一九五三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六百五十九億斤。詳見表二十二——一，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七百二十一億斤，和一九五二年相比，產量只增加一．四十四％，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二十．一％。
表二十二——一：一九五三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城鎮人口：
人口（萬人）：九千一百八十二 每人需要量（市斤）：四百八十
總需要量（億斤）：四百四十一
經濟作物區：
人口（萬人）：五千三百 每人需要量（市斤）：四百五十四．七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八
分散缺糧戶：
人口（萬人）：六千六百 每人需要量（市斤）：一百二十一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
災區：
人口（萬人）：二千一百九十六 每人需要量（市斤）：一百二十四
總需要量（億斤）：八十六
缺糧區：
人口（萬人）：九百九十 每人需要量（市斤）：二百五十三
總需要量（億斤）：二十
共計：
人口（萬人）：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 總需要量（億斤）：六百五十九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表二十二——二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徵收加上收購），一九五○年佔產量的十三．四十五％，一九五三年增加到二十一．七十七％。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二十二——二：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全國糧食徵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產量：
一九五○年：二千六百四十六 一九五一年：二千八百七十六
一九五二年：三千二百七十一 一九五三年：三千三百一十八
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一百 一九五一年：一百
一九五二年：一百 一九五三年：一百
徵收和收購總和：
一九五○年：三百五十五 一九五一年：四百七十九
一九五二年：五百九十六 一九五三年：七百二十一
徵收和收購總和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十三．四十五 一九五一年：十六．六十六
一九五二年：十八．二十二 一九五三年：二十一．七十四
徵收數量：
一九五○年：二百六十六 一九五一年：二百九十九
一九五二年：二百八十二 一九五三年：三百一十六
徵收數量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十．零五 一九五一年：十．四十
一九五二年：八．六十二 一九五三年：九．五十三
收購數量：
一九五○年：九十 一九五一年：一百八十
一九五二年：三百一十四 一九五三年：四百零五
收購數量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五○年：三．四十 一九五一年：六．二十五
一九五二年：九．六十 一九五三年：十二．二十一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二——一。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二百五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佔其麵粉產量的二十八．七十八％，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每年十二個月中有十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一九四九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五十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一九五二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盡可能多收，盡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度為六十一：三十九，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為五十六：四十四。當時估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七百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二百七十五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四百三十一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二百四十三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搾。